识认
“抽象力”:《资本论》的“认识论”
白刚
文
象资
论抽
本
摘要：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不是表面的“认识对象”的不同和区分，而是“认识方式”的不同和区分，也即一种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认识逻辑”的根本转换和“认识主体”的时代凸显。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必须在“认识论转向”而不是“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它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抽象实在论”，也不同于古典哲学非批判的“抽象辩证法”，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抽象力”。正是借助于“抽象力”，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才能既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观抽象”，又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抽象”，深入把握和具体分析作为商品交换关系背后所掩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独特“认识对象”。唯此，《资本论》才能对作为政治经济学“轴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才能揭开笼罩商品世界的一切“魔法妖术”和全部神秘性，最终破解“抽象”之谜，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获得其完全的意义。
关键词：抽象力；《资本论》；认识论
学者们从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资本论》进行了多维解读，但相对忽视了认识论的解读。虽然法国的阿尔都塞较早就对《资本论》进行了“认识论”解读，但他主要是从“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解读的，并没有真正揭示出《资本论》的认识论的独特性和重大思想史意义。其实，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曾强调:“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第8页)同时，他又明确指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同上，第19页)因为评论者一方面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又责备他“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同上)实际上，不仅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就是马克思之后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也依然不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认识论，以致列宁专门强调:“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全集》第55卷，第页)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对《资本论》“方法”的误解，实际上并不是方法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对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之“认识论”产生了误解。而对《资本论》的认识论的理解，不应从“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而必须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意义上，并从马克思自己所强调的“抽象力”来阐释。
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
表面上看，西方近代哲学在古代哲学追求“本体”的基础上，实现了“认识论转向”，也即从“断言本体”转向了反省对本体的“认识”，形成了“没有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无效”的理论自觉。但对于这一转向，人们更多的是在哲学“研究对象”不同的意义上进行区分，即古代哲学研究“本体”问题，近代哲学研究“认识”问题，这还只是一种外在的理解和把握。而更深层的理解是，这一转向意味着一种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认识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是一种“认识逻辑”的深刻区分和转变。实际上，这一转向凸显的是人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转变，或者说是从“形式逻辑”到“思辨逻辑”的转变。正是这一内在的人之主体地位的凸显和认识逻辑的转变，才使近代哲学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了。
虽然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最早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先河:“从此哲学用不着到神学那里乞求进行思维的批准，它现在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和神学相提并论了。”(海涅，第56页)但真正推动和实现这一转向和变革的还是康德。正是休谟的怀疑论，惊醒了康德:“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康德，年，第9页)因此，从古代形而上学独断论和教条主义迷梦中被惊醒的康德，就是通过对认识对象(现象和物自体)和认识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划界”开辟出认识论研究的新方向，在现象界保证了人的认识——先天综合判断的普遍必然有效，在本体界保证了人的信仰和自由——悬搁知识为信仰和自由留下地盘。康德认为，“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康德，年，第2页)由此实现了人为自然立法和人为自己立法的认识论“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所实现的认识论“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就是理性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它使那种用单纯的、直观的和抽象的思维规定断言世界的本质或本体的知性思维方式或知性形而上学成为无效的。就此，康德的“认识论转向”确实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康德的“划界”思维，区分的并不仅是认识对象和认识能力，而是凸显了认识主体，学会了尊重人。康德相信自己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转引自斯密，第39页)，其目的就在于揭示和论证人怎样通过“认识”而变为“上帝”——上帝也只是人为了凸显自己的认识能力而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康德的认识论转向这里，认识对象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结果:“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康德，年，第16页)正是这一能动性的发挥，康德突破了古代独断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了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根本转变。
对此，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称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海涅，第页)。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罗伯斯庇尔只杀死了一个国王和几千个法国人，而康德却处决了上帝。在康德的认识论革命这里，哲学不仅可以与神学相提并论，而且是在反对神学了。为此，马克思称康德哲学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而康德之后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黑格尔，第10页)这既是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真实意义和表达，也是近代认识论转向本质的另一种解释和表达。
但仅仅凸显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还不够，还需在认识形式或认识逻辑上实现根本转变，也即从“形式逻辑”到“思辨逻辑”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黑格尔居功甚伟。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具体分析了认识的三种思维形式——表象思维、形式推理和思辨思维。“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与此相反，另一种思维，即形式推理，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黑格尔，第40页)而这三种思维中黑格尔最看重的，则是同时超越前两种思维的“思辨思维”:“在这里，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努力放弃这种自由(指形式推理脱离内容的自由——引者注)，不要成为任意调动内容的原则，而把这种自由沉入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同上)黑格尔看到了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二者分别都走向了各自的极端:一个沉浸在材料里不能自拔，一个以脱离材料而自鸣得意。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两个极端达成和解，也即让认识的内容和认识的形式达成和解。而能完成此重任的，就是他所看中和推崇的让自由沉入内容并按内容的节奏自行运动的“思辨思维”。所以说，黑格尔思辨思维的“奥秘在于能够反映事情本身的真理，揭示的是事情本身在思维形式中的客观真理性问题”(孙利天、郭夏)。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是在认识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解与统一中获得了认识的客观真理性。或者说，黑格尔是在概念或理论的领域使人的思维获得了客观真理性，这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因此，在凸显主体性逻辑的概念领域，黑格尔的思辨思维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得以最充分彰显和完成。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页)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仅在理论领域里去解决这一问题，其结论必定还是“抽象的”和不彻底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站在“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表象思维”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近代哲学的“形式推理”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实现了认识论转向的德国古典哲学“思辨思维”的立场上。为此，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强调“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页)。也就是说，要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认识论，必须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所实现和达到的德国古典哲学主体性逻辑和思辨思维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守的原则立场和应有高度。所以，在实质性意义上，“是在前康德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在后康德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原则区别。”(孙利天)而这一原则区别，直接制约和左右着对《资本论》的认识对象和认识目的以及其认识论的本质和革命意义的理解和把握。
二、《资本论》的“认识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近代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转向之后，由于认识主体的凸显和认识逻辑的转变，认识的对象已不再是与人无关的作为纯粹的客观性存在的“自在之物”，而是人的认识能力所能把握到的作为与人发生一定关系而存在的“为我之物”。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页)，而与人无关的自然存在实际上也是无。所以说，在《资本论》这里，其认识对象并不是与人无关的“客观存在”——“物质生产资料”本身，也不是“抽象概念”——“无人身的理性”本身，而是作为“为我之物”的商品交换关系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第8页)在这里，我们既要把“认识对象”与“自在对象”区分开来，更要把《资本论》的认识对象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对象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独特认识对象及其意义。
实际上，被马克思批评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近代认识论转向之后，依然主要从经验和实证出发，把感性实在和具体事物当作研究对象，忽视或无视思维规定和思维规律的存在。马克思在作为《资本论》第一手稿的《－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批判:认识对象“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页)
马克思高于经济学家们看到，认识对象表面的客观实在背后，蕴含着诸多支撑其得以客观存在的具体“历史”和“社会关系”因素，离开了这些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因素，认识对象也就失去了其客观实在性，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抽象。而要把握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又必须揭示出其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因素。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认识对象的把握，一方面是从认识的内容和认识的形式二者统一意义上来理解的，而不是抛开或脱离认识的具体形式，去直接妄断认识的对象;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是从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来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的:认识对象不是纯粹形式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或存在规律与思维规律相统一的辩证逻辑来研究和把握认识对象的。基于此，马克思才明确指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机器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资本论》这里，作为研究和认识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与其要分析的“经济形式”——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密切相关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资本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虽然是从具体的可感“物”——“单个商品”入手，但其最终目的决不是认识商品本身，而是揭示商品平等交换关系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即阐明为什么普普通通的可感觉的“劳动产品”一旦变成“商品”，就会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并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反过来让人顶礼膜拜——商品拜物教。(参见马克思，第88页)可以说，《资本论》研究的具体对象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从生产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到生息资本)、从地租到利息和利润再到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到实现再到分配)，无一不是透析和把握这一“社会关系”的结果。
在《资本论》这里，作为认识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体现的是物与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仅靠感性直观是无法理解和把握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对象，并不是普遍、必然、永恒的，而只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一种“生产方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自我增殖的所谓“客观真理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才会被实践地建构起来。因此，作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根本看不到或理解不了生产方式的本质，因而独断地认为只有两种生产方式——人为的和天然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为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天然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历史上的过渡发展阶段，而是社会生产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形式，它天然合理、普遍有效、永恒存在，历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里“终结”了。在此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黑格尔在哲学领域里完成的“历史的终结”，二者在“抽象”——直观抽象和思辨抽象——对历史作抽象的和独断的表达的意义上合流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专门以“价值形式”为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是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马克思，第98－99页)由此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同上)。
马克思发现和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虚幻永恒性的“偏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看不到或不理解生产方式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也即是以理解物的方式来理解人，因而也就陷入了马克思批评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困境。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论》的认识对象的独特性，我们还可以借用马克思对黑格尔体系构成要素的分析来进一步理解:“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页)按此说法，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对象的“市民社会”就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作为德国古典哲学认识对象的“抽象概念”就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论》的认识对象，体现的就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通过对作为“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之间关系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和批判，最终既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直观抽象的独断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困境，也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思辨抽象的独断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困境。
《资本论》的认识对象之所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不同，还因为《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也与之根本不同。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强调:该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第10页)。而这一规律，只有通过具体分析和把握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多环节的必然性才能揭示出来，而决不是直观的、现成的摆在那里仅凭感觉经验就能看得到、摸得着的。也就是说，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所要把握和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决不是经验的真理或感性的确定性，而是概念的真理或理性的确定性。或者说，《资本论》所要认识和把握的对象及其规律，是“理性具体”而不是“感性具体”。诚如黑格尔所言:“哲学并不考察非本质的规定，而只考察本质的规定;它的要素和内容不是抽象的或非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东西，自己建立自己的东西，在自身中生活着的东西，在其概念中实际存在着的东西。”(黑格尔，第30页)
《资本论》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是为了获得“本质的规定”和“现实的东西”，它所要揭示的真理是内涵的逻辑而不是形式的逻辑。这一本质规定性和逻辑，说到底就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建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表面自由平等的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走向了实际不自由不平等的掠夺和剥削的“剩余价值规律”。
马克思通过对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分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一般”的基础上，揭示出了“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这一“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第55页)，破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抽象性和模糊性，论证了剩余价值真实的“可变资本”——“劳动力”来源及其增殖规律和剥削本质这一“爆炸性问题”，从而给了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永远翻不了身的致命打击。
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肯定性”的辩证法——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否定性”的辩证法——批判的实证主义。唯此，《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才成为批判地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并且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同上，第10页)。所以，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实在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思辨论”都无法揭示和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规律，而只能由《资本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抽象力”来完成。
三、《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从“抽象”到“抽象力”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区别，不仅在于认识对象和认识目的，还在于认识方法。而《资本论》的认识方法，就是马克思自己强调的既区别又联系于“抽象实在论”和“抽象思辨论”的“抽象力”——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在实质性意义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不在于其“抽象力”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在论”——直观抽象(经验抽象)，而在于其“抽象力”不同和超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本身——思辨抽象(先验抽象)。“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同上，第22页)对此，英国新辩证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深刻指出:“如果说《资本论》是辩证法的真正财富，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某种抽象普遍方法的应用，而是因为物质自身的运动要求相应逻辑范畴的表达。”(阿瑟，第5页)可以说，这就是“抽象力”作为《资本论》的认识论(辩证法)的实质所在，也是马克思破解“抽象”之谜之所在。
其实，早在年春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恩格斯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不仅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新世界观”，而且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新认识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页)在这里，马克思正是通过批评和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出发的直观地看待认识对象和唯心主义只是从主体出发的抽象地看待认识对象的各自不同的认识特点和认识方式，来具体区分和阐释自己从主客体统一出发的实践的、感性活动的“新认识论”的。
如果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只是从理论层面对其认识论的实质和特点进行阐释，那么等到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研读之后，就开始通过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认识方法的不同理解的具体比较中来阐释其认识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专门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为题，从七个方面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任意“搬弄”和“套用”作为“抽象”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导致含混不清的方法进行了批评和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同上，第页)但实际上正相反，不是“抽象”——原理和范畴产生了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抽象”——相应的观念、原理和范畴。对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页)在这里，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其政治经济学方法依然受黑格尔“思辨抽象”统治。
在《－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通过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仅从现实事物出发的“抽象实在论”的认识方法，深入说明了自己具体与抽象统一的认识论:“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页)
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认识道路——“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回到具体”。马克思强调“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而“从抽象回到具体”的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同上，第42页)
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再回到具体，表面上看是一种重复和循环，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发展和上升。在这里，抽象还是那个抽象，但具体已不再是先前那个“具体”了。正是这一“具体”与“抽象”之间关系的混淆，不但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不到或不理解“抽象”的实质和意义——李嘉图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和“极不完全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页)，就连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其抽象也“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他们共同的错误，不在于抽象方法的运用，而在于把思维把握到的具体或精神上再现的具体，当作了现实中的具体，由此导致“在这种抽象中，对象所有的具体历史规定性都被一笔勾销了”。(参见伊利延科夫，第页)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作为“抽象力”的《资本论》的认识论，无非就是要透过本质的“具体”存在读出(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抽象”的本质。(参见阿尔都塞，第5页)
所以说，《资本论》认识论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实现了“抽象”的革命。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第22页)在此意义上，现实中的具体只是“移入头脑的东西”，而思维中的具体则是“头脑中改造过的东西”，而“抽象力”正是把二者区别和联系起来的桥梁。借用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本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却把关系颠倒了，错把“猴体”当成了“人体”。
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虽然马克思既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实在论”，称之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也反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辩证法”，称之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但马克思并未简单地将它们抛弃，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实在论与辩证法相统一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抽象力”——批判的实证主义。因此，马克思自己才特意强调:只有用“抽象力”来代替“显微镜”和“化学试剂”，才能真正分析和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个“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相统一的“抽象力”，实际上就是《资本论》中“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相统一的辩证法。为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才认可俄国学者考夫曼对自己《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的批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第20页)在这里，考夫曼不自觉地分别抓住和揭示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的“两个方面”，只不过硬性地将二者分割开来了。但在马克思看来，二者是内在统一的“一个东西”:“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同上，第21－22页)这才是《资本论》的“抽象力”——作为“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相统一的辩证法的真实意义，也是马克思《资本论》所实现的认识论的革命性变革所在。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错误，就在于要么用“研究的方法”(实在论)取代“叙述的方法”(抽象论)，要么用“叙述的方法”取代“研究的方法”，从而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和统一。而《资本论》的“抽象力”正是二者有机结合的结果。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明确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我们必须运用这一逻辑来解决实际问题。(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第页)列宁甚至因此得出结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全集》第55卷，第页)
列宁之所以有如此论断，就是因为一方面，他深刻认识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而物与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们认识不到——他们“仍然留在黑暗之中，成为那些只是经济实践的意识形态概念或经验主义概念的俘虏”(阿尔都塞，第页)，就是那些自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认识不到;另一方面，列宁更深刻认识到:“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第页)
列宁明确指出《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是奠立在黑格尔的“抽象”——逻辑学基础上，并深入发展和推进了其合理性的结果。在马克思这里，作为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抽象力”，已经彻底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实在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辩证法”:“抽象力”既不是思想活动，也不是主观心理现象，更不是单纯思维实践，而是通过现实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和实践的，它已经具有了现实的客观真理性。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或误用了“抽象”，它们的“抽象”只是一种“‘抽象’的抽象”——自我抽象(强制的或思辨的)，而马克思《资本论》的“抽象力”却是一种“‘具体’的抽象”——实践抽象(现实的和历史的)。所以说，《资本论》的“抽象力”已经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直观抽象”和德国古典哲学“思辨抽象”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批判和超越。
由此可见，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其巨大的认识论革命意义，既不在于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直观地”看待现实，也不在于像黑格尔那样“抽象地”叙述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而在于通过其综合两者的“抽象力”，使辩证法由神秘的、时髦的东西变成了引起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的恼怒和恐怖的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武器。也正因如此，恩格斯才指出:《资本论》的“认识论”使作为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正是借助这一作为“抽象力”的认识论，马克思到达了观察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和秘密的制高点，得以“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从而揭开了笼罩着商品世界的一切“魔法妖术”和全部神秘性。
在此意义上，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不是在斯密《国富论》或康德“先验论”和黑格尔“逻辑学”这里，而是在马克思《资本论》这里，才得以真正完成并获得了它完全的意义。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列宁特别强调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列宁全集》第55卷，第页)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列宁的说法得出如下结论:“抽象力”就是《资本论》的认识论——这也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年:《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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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格尔，年:《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5］康德，年:《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
年:《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6］《列宁全集》第55卷，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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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年、年、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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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密，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1］孙利天，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认识论转向的意义》，载《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12］孙利天、郭夏，年:《〈资本论〉中认识论与辩证法关系再析》，载《哲学动态》第2期。
［13］伊利延科夫，年:《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郭铁民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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