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转身
我的学业我的高考
文/王保林
很小的时候，邻村的一个算命瞎子摸着我的脑袋告诉我的父亲，这个孩子将来能考大学。我父亲喜笑颜开，给了那个瞎子五毛钱的算命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五毛钱是一笔不小的酬金。而我的命运，也被这五毛钱给改变了。
因为从那以后，七大姑八大姨乃至整个垸子里的人都说我将来能考大学，哪怕路上遇到一个挑粪的老头，他都会亲热地叫我“大学生”，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压力，我要是考不上，可有多丢人?我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努力去考了。若干年后，我真的考上了大学，父亲专门办了一桌酒感谢那个算命瞎子，所有人异口同声称赞瞎子是真准，或许只有我知道，他不是真准，他是真狠啊，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上梁山”的艰难曲折，如今也只能用一句颇有诗意的话来总结了，叫“艰苦无人直面，冷暖唯我心知”。
我家在凤山镇二郎庙村，非常穷非常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上两个参照物大家自己去揣摩，年才通电，年才开始修公路。穷山沟里住的当然只能是穷人，而我家，又是穷人家的极致，我母亲在我四岁时就不幸去世，兄弟姐妹六人，全靠父亲一人在大集体那一点点工分来养活。二郎庙是山区，水稻只有一季，没有哪个家庭能长年吃上白米饭，更别提我家了，直到进入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我家还是以红苕、南瓜作为主食的。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开始自己的求学历程。
我求学的第一站是二郎庙村小学，整个小学历程如果用一个字来自我定位的话，我想这个字应该是“乖”。一个垸里七八个孩子上下学，都是“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年纪，如果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每天都应该有“事故报告”，但我是一个特例，我不打架、不骂人也不闹腾，就算实在忍不住想偷根黄瓜吃，我也只“祸害”自家人——去我亲房大伯的菜园。小学离现在毕竟已经三十多年了，很多事情似乎还在头脑中盘旋，但已记不清具体的细节，唯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李仲国老师布置写篇作文，要求写一种鸟儿，全班同学二十几人，除了我写了篇《麻雀》之外，其它的同学写的都是《啄木鸟》，而且一字不差。原因是我垸下有个二矮子，他手里有篇范文，全班同学都抄他的。结果李仲国老师大发脾气，将他们狠训了一通，将我表扬了一通，那次表扬我笑眯眯地受了，但心底还是有愧的，因为我真不是不想抄，关键二矮子这混账欺负我、不给我抄。他为什么专门针对我呢?很巧合，还是因为瞎子的算命。这瞎子给全垸的孩子们都算过命，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硬是咬定只有我一个人能考大学，这让我本垸的伙伴们特别不服气，二矮子尤其不喜欢我，能有一个打压我的机会他才不会放弃。他没有想到，正是这次打压，以及其后联合同学们对我的孤立，没有把我逼到惨不忍睹的预期境界，反而激发了我的独立意识，也让我真正发现了知识殿堂的神圣。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该感谢二矮子，在我的求学之路上，他跟那个算命瞎子玩了个异曲同工。
初中，我读了两所学校，初一初二在李家楼中学，初三转到了北丰中学，整个初中历程，如果用一个字来自我定位的话，我想应该是“苦”！前面已经说过，我家是贫困山区里的贫困家，离家近感觉不到什么，离家一远，才知道人穷是个什么滋味。吃不饱、穿不暖、早晨鸡没叫就爬起来走十里山路，夜晚在罗家咀商铺灯光亮起时，我还得穿过六七里路的夹山沟，这沟里传说死过人，夜晚阴风阵阵的，黑压压的古树顶，动不动还有夜猫子猛地飞起，夜空中回荡着孩子哭一般的怪声，每次都让人冷汗直流。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可能无法坚持下去，幸好有三个人。一个是我本家的兄弟叫光化，另一个是我垸里的一个移民户，姓李的女孩子。我们每次回家都会划拳，谁输了谁走后面。约定的第四天，那个女孩子输了，我主动顶替了她，走到队伍的最后面穿过夹山沟，并且修改了约定：从今以后，咱们男的划拳，女的不参与直接走中间。两年后，我离开李家楼中学去了北丰中学，他们两个就此缀学，或许也是因为这夹山沟里走夜路，对他们依然是不堪承受之重。
如果说李家楼中学是苦的话，北丰中学就是“更苦”。北丰中学离我家三十里，学校规定学生除了带米之外，还要带柴。米就是个大难题，但这难题不是考验我的，是考验我爸的，我也就不提，就说另一样看起来不算什么事、在当时却很烦心的事：柴火。我个子本来就小，身体一向不好，哪能挑柴走十几里路再乘车到学校？学校当然也有替代方案，不送柴也行，交钱啊。方案当然科学合理没问题，问题是：我没钱！必须得承认很多智慧都是逼出来的，我跟生活委员谈判，我不送柴，我每天搬饭桶、洗饭桶行不？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学生就餐是生活委员负责制：到了饭点，他去食堂将饭桶搬出来，他负责给学生分饭。这搬桶、洗桶都是苦差，生活委员天天叫人帮忙也没多少人帮，怨声载道的早就有意见了。我提出的建设性意见直接打到生活委员心坎上，他原则上同意，但这小子提了个附加条件：那你每天打饭要放在最后，有就吃，没有就饿，不准有意见。在一般人看来，这件事儿风险很大，因为全班四五十人，不可能精确分配，到最后天知道有没有剩?万一前面分多了，我岂不是要饿一餐？但我一口答应了下来，因为我看穿了一个规律：对于无法控制结果的事情，所有人都会留有余地，象四五十人分饭这样的事，前面的绝对比较保守，到了后来，发现余地很大的时候，才会放开。克扣我的饭，这小子可能真的敢，但要精确控制，刚好让我一个人吃不上饭，他打死都没这本事。果然，我的妙计得逞，其后的每一餐，我都吃得很饱。这小子没玩过我，就用一句很恶毒的话让我恶心了好多年，他说：你简直是我们班上养大的。
还有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也是我直到如今都记得的，那就是逃票。当时坐车从李家楼到北丰需要五毛钱，但到长塘坳只需要两毛钱。我总是买长塘坳的票，到了长塘坳的时候，售票员就喊：有没有下的？我将脑袋缩在座位后面不理她，喊了几声车开动，到了北丰我一溜烟开跑。也许是因为个子小、目标不明显，我成功的概率很高。现在回想这些事情，是一种悲哀，却也有一种感悟，人啊，光鲜亮丽是需要前提的，丧失了前提，很多理论都会贬下讲坛，回归现实。
可能当年二矮子逼出来的作文功底起了作用，我的作文还算不错，所以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朱重德对我一开始挺好的，这段本该终生铭记的师生情，也是被万恶的“孔方兄”给毁了。那年收课外资料费，我没钱交，朱老师命令我将课桌搬到走廊，坐在那空旷的走廊上、感受着从四面八方射来的冷眼，我对他的那点好感荡然无存。后来几个好朋友将自己的资料书给我看，我也都拒绝了，我就是想看看，不要他的资料书，我是不是就考不上学。那年中考，我考了分，全校第三，以超出一中分数线50多分的成绩成功晋级。在领取成绩单回家的路上，朱老师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追了上来，说要载我一程，我没有理他，他推着自行车陪我走了一里多路，我还是没有跟他说一句话。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人世，如果还在，我想告诉他，我当时太小心眼了，我欠他一个微笑。
学业，最终检验的标准是高考，进入罗田一中，才是真正的高考开端。按照惯例，我也想用一个字给自己这三年的高中生涯也定个位。怎么定呢？用当时班主任陈云生老师的话来定位吧：“坏”（注：这坏不是坏蛋的坏，而是罗田土话：很狡猾的意思）。陈老师是有所指的。我看起来爱玩，其实是在躲着学，将其他同学悄无声息地朝沟里带，自己奋勇拼搏朝岸上爬。陈老师看出了我的小心思，将我定位于“坏”。我必须得辩两句了，首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态，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那是一个真正竞争的年代。大家都梦想着高考那边的那扇命运之窗，都视身边的同学为竞争对手，是对手就好办了，有理论依据给我撑腰：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麻痹对手，壮大自己，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其次呢?嘿嘿不好意思老师，你其实还根本不知道我有多“坏”。
我的第一坏：害了一个人。那个时候，学校后面有菜地，老师家属都在里面种菜，也是晚上饿得狠了，我……好吧，我承认就是我干的，我将一只大南瓜抱回了宿舍，宿舍的伙计用糖瓷脸盆煮着吃了。第二天，一位很剽悍的师娘叉着腰站在山坡上骂了一节课，那一节课，将她彻底给毁了，她在整个校园名声扫地，归根结底是我害了她。
我的第二坏：触犯校规给女孩子写信。说起写信的对象，那还是我北丰中学初三的同学，一个娇小玲珑的小姑娘，我叫她小金鱼。我进了一中，她进了二中，我就给她写信。现在看来，我真佩服我当初的胆量，像我这样个子又小、长得一般般、家里穷得丁当响的人，怎么也有勇气给女孩子写信？不可思议的是，小金鱼居然还回信了，一封一封前前后后写了十几封。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我们触犯校规、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信，一直写了十几封，直到最后一封，我和她谈的居然还是……学习（时至今日，我都很难想通，当时到底是几个意思）！
我的第三坏：我结交了一群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学生生涯中我有四个朋友，典型的臭味相投。都喜欢什么？看小说！全都是躲在被窝里看小说闻不到脚臭的主。第一个朋友得说李伟梁，别看他现在是华东师大的教授，那个时候就是个小屁孩。我在北丰中学遇到他，抢他的三合粉吃，算是欺负了他，现在他偶尔回来找我打麻将，我还是欺负他，他几次咬牙切齿要报仇雪恨，凭他一百五的智商，报仇应该是指日可待，但凭他二百五的技术，我觉得他可能还需要交大量的学费。第二个朋友是蓝春桥，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伤心桥下春波绿”的爱情意境，他本人也长得油头粉面的很象个大众情人。事实上，他也的确无愧于这个名字。写情书、塞纸条这些事情他是比谁都干得溜，就连我们共同喜欢的小说，他的选择都有强烈的个人倾向，我们喜欢金庸、古龙、梁羽生，这小子喜欢什么？琼瑶、岑凯伦。高中生涯他是一惯坚持着自己的个人喜好，通过高考上了大学之后，这爱好暂且不知，但请允许我先为他大学女同学默哀三分钟。第三个朋友其实是我最好的朋友，汪宏飞，名字漂亮、字写得漂亮、连乒乓球都打得漂亮，他的人生更是漂亮。考上黄冈师范，留校任教，随后从政，目前已是广州市劳动局最年轻的党委成员，副厅级。前年他回来了，我邀请他到家里坐坐，看得出来，他很想重新回到当年的学生时代，但又怕我们之间的距离破坏了那份默契。其实这小子小看我了，你还指望我跟你比收入比官职不成？我一上来就跟他比孩子的年龄、比家室的面积、比头发的多少、比幸福指数，那天，我谈笑间将他给收拾了！第四个朋友姓徐，他十五年前就已经是白云机场财务处的副处长还主持工作，原本应该是所有同学中最成功的一个，可惜，某位同学忽悠了他，说以你的本事，应该下海，应该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他真的辞职下海了，却没能游到光辉的彼岸，听说“呛水了”日子过得很艰难。我其实很早就想跟这位哥们说一句话：“有一种光芒叫职位的光芒，人在这个位置上，光芒万丈，可一旦离开了那个岗位，光芒就会消失，在得失选择之间，认清自己最重要。”对于那个忽悠他的同学，我也想说一句话：“同学，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但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个道理：同学情是很纯真的，请别带着功利心去亵渎。”
我的第四坏：我威胁了一次老师。那是八九年，我读高二，我们宿舍里灯坏了，跟学校说过很多次，一直没人换。在某天夜里，我出了个主意，咱们就一齐喊：再不换灯，我们搞串联。很多人都知道那段历史，八九年嘛，很多学生到处窜，搞串联，学校一听这字眼特过敏，半个小时不到，派人赶紧换灯、安抚，紧张得不行。其实这就是个计策，我们正读书，正在抓紧时间奔前程，鬼才信那个邪，跟着那些已经考上大学、精力过盛的大学生搞什么串联。历史与时代也已经证明，那次“学运”根本是受了西方国家的蛊惑，是一场阴谋。
虽然我可能很“坏”，但正如陈老师看到了那样，我对自己的学习真心不忽悠。我虽然课外不怎么“加班”，但课内的时间决不浪费。虽然我不是特别用功，但我善于寻找规律，往往事半功倍。当年的“老高考”可能都记得有一种数学资料书叫《高中数学精篇》，这书好像是黄高课题组出的，题量以及难度都是相当变态。高三上学期下发，直到高考结束，几乎没有人能全部做完，但我只花一个月就全部“通关”。怎么做到的?就是寻找规律，我从第一题开始，会做的直接跳过，不会做的钻研解法，将解法列下来，也不去计算，后面的呢?同类的统统跳过！厚厚的一本S级书，经我这么一分类，变得只剩下几种类型，再对症下药就完事。当时数学老师方文波检查作业，狠批了我一通：最笨的学生好歹也做了几十页，你居然一道题都不完成，打算怎么着?我当时的回答相当霸气，我说：解法列出来了，计算就是小学生的事。这种解答他当然不会认同，但接下来的毕业考试，我数学拿了全县第一名，分（分制），比第二名整整高出16分，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毕业考试，难度是要超过高考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先难后易。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天晚自习，方老师走进教室，兴奋地面向全班学生宣布：我们班放了一颗卫星！
离高考只剩下一个月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我得了一场急病，呼吸困难，小命差点就没了。同学们医院，输液、导尿、急救，终于成功将我救了回来，医院睡了整整一个星期，天天都问这什么病啊?还要多久啊?我还要高考呢。医生每次都是同样的回答：在查！直到出院的时候，我有气无力地问医生：我都要走了，你总得告诉我到底是什么病吧?医生拼命抓脑袋，满足了我的心愿：疑似急性肺炎。对这个“疑似”，我是相当的无语。这场病直接吞噬掉了我一个星期最宝贵的复习时间，而且后遗症延续到高考考场，后面的二十多天，我头一直是昏的，老师、同学都善意提醒：得补充点营养，别惜钱啊……我必须申明，我家里那个时候绝对没有吝惜钱财，但我的底子还是太薄了些，就像一句很土的话那样：一早上浇的粪再多，也弥补不了多年土地的贫瘠——我的头还是昏。
高考第一天我就差点抓狂，上午语文考试，我最擅长的作文写跑了题。下午数学考试，一道简单的证明题居然难了我十分钟，总觉得异常的容易，偏偏就是下不了手，结束的锣声一响，答案突然就跳了出来，可惜没时间了。两次打击，我差点崩溃，幸好多年来的坚定顽强起了作用，我强行将心态摆正，后面考试发挥良好。
如果没有这场病，高考我真不急，如果我成绩一向不行，随便什么结果我也都能接受。问题是我是希望很大、失误的概率同样很大的那种，所以从高考结束到出分数的那段时间，我煎熬得不行，父亲天天去我垸子下面的岳王庙烧香，天天在我耳边说他摇的签，弄得我都差点要信迷信了。
那时候的高考，意义着实非同一般。
过了，上大学、转户口、参加工作。过不了，扛起锄头把子回家务农去。基本上没有第三个选项。我头顶着那个瞎子的预言，连挑粪的老头都叫我“大学生”，我有脸回去生产?再说了，那个穷山沟我也真是怕了，飞出那个山窝早已是我骨子里徘徊多年的梦想。
到了出分数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本想着趁没人的时候踏出家门，但刚一出门就看到了我父亲，他坐在大门口埋头抽烟，看到我出来，他递给我一把香：你下去的时候，在岳王庙烧了。
这些时候，他天天都烧香，在他的心目中，当然是有天地神灵的，也许他昨晚一晚上没睡，寻思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办法：让他儿子亲手去烧一柱香，免得菩萨认不准当事人。
那柱香我烧了，不是我信迷信，而是我不敢欺骗我父亲。从那条熟悉的夹山沟走出去的时候，我也读懂了父亲。这么多年来，我被瞎子那个预言挟裹着前行，而他，同样也被预言挟裹着……
在县教育局，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分数，说句实话，看分数那一刹那，我的后背出了汗，这感觉时至今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分！这是一个跟我预估分差得非常多的分数。我预估我的分数应该是左右，决没想到会是，这四十分的差距一出，我大脑一片空白，我觉得天暗了、我完了。因为高考是有规律的，我们上一年的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是分，今年的分数线，很多人估计会是至之间，最乐观的估计也没有低于分的。
我分开人群黯然走出教育局大门，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看到了一个同学，他兴冲冲地问我：“我分，你多少？”
一句话，我的心就猛跳了起来，他分高兴成这样，我可是分！我猛地冲了回去，再次探听消息，结论出来了，大家都说，今年的分数普遍偏低，我分，在班上排名第九！按照惯例，我们班起大学的比例应该是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排名前二十的，基本没问题。非常不好意思，将我从死灰状态唤醒的那个同学，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考的是武汉水利学院。
激荡的心情直到半个月后终于真正转变成幸福，我的分数离本科线差了9分，但高过专科线二十多分，我通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考试，实现了平生最大的心愿！
按照大哥的提议，我报了荆州的农村金融学校，信用合作专业。这个专业，恐怕饱含着我们家一个隐晦的心愿：我们被钱压了一辈子，我这个专业将来是管钱的，这叫风水轮流转。
我们村子里，我是第三个走出去的大学生，第一个是我大哥，他是初中考的师范，第二个姓刘，也是教师。三个泛着金色光芒的名额里，我家占了两个，这是我父亲后来几十年时间里，最大的兴奋点。那个最开始的瞎子呢?他那次预言精准得出奇，我们那个垸里的兄弟姐妹，除了我之外，全都止步于高中之前。三个月前，二矮子儿子结婚，我在酒桌上遇到了这个瞎子，他依然记得我，而且非常神奇的是，他居然一点都不显老，闭着眼睛沉思着，很像那么回事。
那次高考，已经沉寂于二十七年前，二十七年时间，钢铁烙印都足够消磨，但它却无法消除，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它是命运的一次转身。
我们都应该记住一个声音，年的某一天，邓小平同志面向全国发出指令：恢复高考！这个指令打开了一扇窗，让农民的儿女们也有机会看到外面的天空！我们也该庆幸，咱们今天的高中学子，除了大学与务农之外，还拥有更多的人生选项。
有所选，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种幸福。
作者介绍
王保林，笔名：二十四桥明月夜、林宝之王、昨日英豪。
供职于罗田农行，客户部经理。年开始网络小说创作，著有《中华游龙》、《花丛炼心》、《大罗金仙异界销魂》、《百变销魂》、《三无神医》、《现代极品仙人》、《诸天》等作品，累计万字。
年与叶建辉合作，著作《古国玄机》，这是第一次涉足现实题材，于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
写作方向：不求虚名不逐利，但有心花墨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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