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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崇尚思辨，研究的多是一些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甚至混同于流行政策的图解，相形之下，特别“不屑”做一些梳理、考证的工作，认为那是一种经院哲学的做法，不会有什么“创新”。其实，大而无当的探讨既无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也谈不上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见解。
马克思是一位特殊的思考者和写作者——他一生的写作历程长达五十余年，但成型、定稿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对于一位思想复杂且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是深藏于对这些论断的探索和论证过程中；就马克思而言，情况尤其如此。
精深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必须走向文本、文献学，而不能将其全部让渡给马克思手稿的辨认者、著作的编辑者和翻译者，因为思想阐释是对文献编辑成果进行的检验和理解，从而可以进一步推动客观、准确和到位地概括和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所以我不允许学生离开文本、文献的原始状况和具体内容抽象地讨论马克思的思想。
只有当我们的解释与马克思文本中的思想能够接通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理解了他——不仅仅限于他的观点，更包括他对观点的论证；不仅仅限于他定型、成熟的思想，更包括他“苦恼的疑问”、对自我的反省、理论的内在矛盾、开放的多元思路、多重的理论和实践效应。
1年1月8日晚上，我校改完学生王莅执笔的书稿《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这是我主持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最后一卷。念及耗费了自己多年心血、念兹在兹的这套丛书至此终于完成了，心里不免有点感慨和激动，竟至于夜不成寐。安静的夜晚，一首老歌中的两句歌词一直在耳际飘荡：“时光已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屈指算来，到今年，我来北大工作就满20年了。很清晰地记得刚刚调来时的迷惘。当时焦虑的问题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学人如何研究马克思？在北大如何研究马克思？
攻读博士学位时（—年）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导师是庄福龄教授。他与黄枬森教授等筚路蓝缕，在中国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团结全国50多位同行编写了8卷本、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是我们这一学科的里程碑，作为晚辈、后学，总为此而感到骄傲。学习他们的精神是我们的分内之事。然而，学术发展必然要遵循“代际转换”的规律，就是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视野、研究方式、解释框架乃至思想体系。当然要传承，更需要超越，这不是个人的野心和自负，而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事实上，同样耕耘在这一块领地，当时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年学者，已经与老一辈学者显示出风格和思路上的不同。况且，在我与两位老人以及与众多前辈的交往中，感到他们期待我们的，也并不是亦步亦趋的重复和模仿，而是在开拓新思路和获取新文献基础上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一味欣享8卷本的荣耀、再沿着以往的路数走下去，就显得太没有出息了。而且就我当时的看法，8卷本虽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宏观基础，但在文献佐证、细节甄别、解释思路和框架设计等方面都有更进一步的很大空间。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来到北京大学，这是一所拥有悠久历史和鲜明学术传统的学府。就哲学研究来说，虽然很难用几句话明确而精准地概括这种传统，而且不同的时代氛围中所呈现的状况也有差异，但还是有一些特征是很明显或者备受推崇的，比如，注重独立思考，有世界眼光，不追逐时尚和潮流，而在研究中特别强调学术性，尤其重视文本、文献和思想史。遗憾的是，这样一些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或者得到贯彻。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崇尚思辨，研究的多是一些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甚至混同于流行政策的图解，相形之下，特别“不屑”做一些梳理、考证的工作，认为那是一种经院哲学的做法，不会有什么“创新”。其实，大而无当的探讨既无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也谈不上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见解。
本文作者画像年5月5日，北大成立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并委托我专门收集马克思各种版本的著述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我有了探索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中心原在静园四院有一间专门的图书室，有5年时间我浸润在那些庞杂的资料中。庆幸当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有一个长远的构想和规划。先是埋头积累、清理、消化、总结以往研究中的得失，最终凝结成《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和方法》。适逢学界展开“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的当代性”的争论，我也参与发表了一些看法，认为如果没有进入文本内部进行细致的解读和分析，所谓方法论云云实际上显得非常外在。于是，我便开始切实摸索文本个案的具体研究路径。
我的梳理表明，马克思是一位特殊的思考者和写作者——他一生的写作历程长达五十余年，但成型、定稿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对于一位思想复杂且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是深藏于对这些论断的探索和论证过程中；就马克思而言，情况尤其如此。于是我下定决心，选择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个案展开深入研究，盯紧细节不放，用了大约6年时间悉心进行辨析和探究，几乎穷尽了这部著述所可能涉及的所有疑难问题，到2年推出73万字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
至此，我内心终于感到有底了，于是就决定正式启动这套丛书。
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卷帙浩繁，我只能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一是作者的意旨，即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并且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二是文本的思想，即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理论，昭示出永久的思想史价值；三是重释的必要性，即有些著作虽然过去有研究，但现在看来或者资料不完整、不权威，或者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当时就确定了12卷本的规模，并且设想要在年马克思诞辰周年之际推出。很显然，单靠我一人之力很难完成。起初希望寻找同龄人乃至比我年龄大、功力深的人一起合作，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遂愿。感念家人和学生与我最终共同完成了这一计划！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12卷本）
这一选择带来的另一项意想不到、甚至更重要的成果，是学生们的迅速成长。多年来，我们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他们藉此受到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切实地提升了专业水准，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出版了专著，引起了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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