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清教授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后留在南大历史系工作，是茅家琦先生的得意门生。本文是崔教授阅读茅家琦先生的《历史与思想论集》一书的读书笔记，字里行间都包含着浓浓的师生情谊，读罢令人感动不已。
年，我们在安庆为茅家琦先生庆贺米寿，今年，又将提前庆祝先生九十华诞，并就此向先生禀报和征询意见。先生希望为新著《历史与思想论集》举办一次学术报告暨研讨会。届时由先生作新著主题报告，与会师友和弟子展开研讨，交流心得，切磋学问，以推进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提升。先生在年10月即将文稿交付南京大学出版社，12月上旬，笔者有幸得到和拜读文稿电子版，受教良多，深切感受了近十年来先生在史学思想与理论领域的重要创新和建树。在此谨就个人学习和思考的心得体会做粗浅的整理，写成这篇读后感言，以请教先生及各位师友同学。
一、回望治学之路：从史学研究实践到史学思想建构
先生治学凡60年，从经济学专业转行专攻史学，勤敏治学，独立思考，成就斐然。就治学领域而论，先生自述：
六十年来，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我只走了三步，即接受前辈老师的教导，运用中西文两种文字资料研究太平天国历史；开展当代台湾史研究，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白；弘扬人文精神，深入思考思想文化与历史实际的关系问题。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1页。
就时程划分，以改革开放为标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前，太平天国史研究方兴受挫
1.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转向
茅家琦先生选择历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既有个人的志趣，也有工作性质和学术环境的影响。他说：
开始在大学阶段，我读的是经济学系，当时的兴趣在经济史。年在原中央大学易名的南京大学毕业，留校在图书馆工作，研习古籍目录，于是我对文史兴趣日增。年，我从图书馆奉调到学校教务处工作。此后两年间，在教务处工作的同时，我又给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在讲课的过程中，我感觉到经济领域的某些问题，总有一个发展过程，光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是解释不了的。所以要彻底研究经济理论、制度，必须把它们置于历史发展总过程中，从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等深层次去寻找其中原因。就在这种“刨根问底”的思索与探究中，我逐渐对历史学产生了兴趣。在整个历史学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兴趣转向了中国近代史。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兴起研究农民战争热。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南京又具有丰富的相关资料与遗迹，加上包括一代宗师罗尔纲教授在内的几位老一辈史学家的论著的引导，我逐步对太平天国史产生兴趣。年我调入历史系工作。这样，天时、地利，我就在太平天国史领域中开始了自己的探索。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2-3页。
从年经济系毕业留校，先生相继在校图书馆、教务处工作，并兼任本科生政治经济学教师。直到年，调入历史系工作，学术志趣转向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先生担任系主任助理，协助系主任处理历史系行政事务，白天坐班，只能在晚间和周日做学术研究。他勤勉好学，“师从罗尔纲和陈恭禄两教授学习太平天国史”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先生回忆，在本科学习期间，“参观了‘太平天国历史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全面地接触太平天国历史，引起了我的兴趣”，“转向史学研究领域后，我读了罗先生的很多著作，他的治学精神又成为我学习的榜样”。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3页。陈恭禄则是历史系著名教授，所著《中国近代史》曾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颁教材，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因此成了茅先生的最亲近的导师。这样，在名师的影响和引领下，年先生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太史的学术论文：《我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一些看法》。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年谱》，第页。年，先生33岁，晋升历史系讲师，兼副系主任，后来又兼任系党总支副书记，承担党政工作、教学、科研等繁重任务。笔者年9月考入历史系本科，二年级就是先生讲授“中国近代史”，我担任课代表，与先生多有接触，因此对太平天国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先生在追溯自己治学的能力培养和思想渊源时说：“在中学时代，我得到教益的是英文、国文和论理学。论理学就是现在的形式逻辑学，也就是思维方法的训练。”“大学教育给我的最大教益主要是‘经济学概论’、‘西方哲学’和‘人生哲学’三门课。”其中，经济学概论的教授“指定阅读一本英文原著的大学经济学教材，而且规定必须以英文写成读书报告……有效提高了我阅读英文专业书籍的能力”。西方哲学和人生哲学“这两门课在提高我的思辨能力、促进我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两个方面都产生长远的影响”。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2页。可见，中学时期，先生已经具备较为系统的中英文和形式逻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大学时期，更具备了中英文阅读和写作能力、思辨能力，从而掌握了从事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同时，具有自觉思考人生问题的意识，成为探索、研究和建构史学思想的哲学渊源。
年上半年，为培养先生等三位年轻教师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孙叔平副校长亲自指导他们备课，使先生获益良多。他说：“一个学期的指导和一字一句地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思维能力，至今受用不尽。这实际上是我本科毕业后接受的‘研究生’式的教育。”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2页。记得，我们读研究生时，学校规定必修一学期《资本论》，作为研究生政治课。先生对此格外重视，要求我们认真阅读原著，也使我们获益良多。
50年代，全国兴起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热潮，革命史观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热络。先生虽然深受影响，却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他说：
和绝大多数同行一样，一开始我就相信两个观点：一是在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二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并形成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律”。但是，长期以来我又感到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真正动力”与“历史周期律”之间的矛盾。既然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就不应该形成“历史发展的周期律”；既然出现“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就不能说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断地对此进行探索。（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2-3页。）
从此，先生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撰写了多篇论文，不断阐发和深化自己的理论新见，直到这部著作提出的“思想合力构铸历史”，为半个世纪的探索做了科学的总结。
2.20世纪60—70年代：政治运动冲击，学术研究受挫
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沉痛地说：
我最宝贵的青春时代，都是在此起彼落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在“拔白旗”、“文革”过程中我是受害者，但是，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教育革命”等运动中，我却是运动的“动力”。虽然没有“打人”、“骂人”、“吓唬人”，我还是深深地感到内疚——有违“人道”。（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6页。）
先是年“拔白旗”运动中，先生被列为“打击对象”。“批判我‘只专不红’，搞个人主义，是需要拔除的一面‘白旗’。”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3页。这次运动时间短，很快得到矫正。年，先生响应郭影秋校长号召，“坐下来，钻进去”，60年代前几年，先生在太史研究中取得多项成果，成长为学界新星。但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和冲击愈演愈烈。年8月7日，先生因在《文汇报》发表的论文《论李秀成》获罪，遭到批判。不久，“文革”爆发，灾祸接踵而来，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停止了14年之久”。（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5页。）
期间，先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考并未停止。一是先生搜集、积累和整理了丰富的太史文献资料，在英文资料方面，尤其用功，得到罗尔纲先生的高度肯定。这为日后开创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构筑了扎实的文献和实证基础。先生说：
我在太平天国研究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外文资料的运用。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这一点尤为重要。再者就是对中文资料的整理和运用，前辈学者做了很多很重要工作，我只做了校对工作。（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2-3页。）
罗尔纲先生曾为茅著《太平天国与列强》作序，指出：“太平天国对外关系，中文记载十分缺漏，外文资料却有了丰富的记载。故研究这一专题，非掌握外文资料不可。”肯定新著“搜集了丰富的外文资料，不惮辛劳加以翻译”，“对所用的外文资料，除亲自翻译外，还一一加以考核”，因此“本书别开生面，著者勇于创新，也敢于继承，具有突破常规的精神”。茅家琦口述，黄鹏记录整理：《思想与历史——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电子版文稿，第3-4页。
在史学思想方面，先生结合学习毛选，从认识论理论视角进行新的思考。他说：
（我从）《实践论》中得到体会……学者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相对真理，需要不断地修正、补充、提高，因此，学者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7页。）
年2月9日，先生经过长期思考和深入探索，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从认识论切入，对史学方法提出新的重要创见，对史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先生指出，“因此，后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超过前代学者，也就成为正常的现象。‘假说’方法的确立，增加了我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信心”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7页。
（二）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地治学
1.承前启后，拓展领域，成果丰硕
首先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厚积薄发，喜获丰收，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标志性著作，成为80—90年代太史学界的标志性成果，引领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方向。同时，组织年轻精干团队，开拓了当代台湾史、长江中下游城市近代化、国民党史等新领域，在各领域相继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术人才，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推向繁荣兴盛的新阶段。先生自述：“‘文革’结束以后，在学术研究工作方面，我走了五步。”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12页。其中，前三步是80—90年代承前启后、开拓前进取得的丰硕成果。第四、五步则是先生退休后、在新世纪继续勤奋耕耘的学术创获。他说：
第一步……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方面，我做了三件收尾工作：一是完成《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二是完成《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三是与省内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合作编写了三卷本的《太平天国通史》……这三部著作完成，我的学术开始转向。（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12-13页。）
第二步：“当代台湾”研究。在耶鲁大学访问时，我产生了编著一部年以后台湾历史的想法。当时很多年长的同事对此事抱消极态度，我指导的几位研究生却非常积极。就这样，我与几位研究生合作编写并出版了《台湾30年（-）》……以后，我又写了几部关于台湾的书，其中包括：《台湾经济政策轨迹》（年）、《李国鼎与台湾财经》（年）、《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年）等。（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13-14页。）
第三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晚清以来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和几位研究生合作写了一部著作《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茅家琦：《茅家琦卷·学术小传》，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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