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
马一浮是绍兴东关（现属上虞）人，四岁的时候和在四川做官的父亲回到了老家。
年，马一浮参加县试，这个15岁的少年，在人才辈出的绍兴考了第一名。同时参加考试的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他们的排名分别在三佥三十七名和十佥三十四名。和鲁迅比，马一浮比他要小两岁。
马一浮的才学被汤寿潜看中，后来成了汤家的女婿。
马一浮的学问驳杂精深，不只是儒释道无法望其涯岸，就算西学也几乎无所不精，最早引入《资本论》的就是马一浮。
绍兴东关不只是出了个马一浮，还出了个竺可桢。
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不久，想到了老乡马一浮。为了请马一浮前去浙大讲课，竺可桢可以说花了很大的心血。
马一浮书法
民国的学者和现在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你喊我，我就去了。
蔡元培先生做教育总长的时候，请马一浮去当教育部秘书长，马一浮干了三个星期，告诉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就辞职不干了。后来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邀请马一浮去当北大文科学长，他也坚决不去。马一浮的这次坚拒，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是巨大的。如果马一浮欣然上任，陈独秀也就没机会当北大的文科学长，或许后来也就没那么多事。只是历史无法逆转，马一浮也想不到有这样的后果。
竺可桢要让他去浙大讲学，马一浮的要求是不在浙大的编制范围以内，所以课程由他决定，师资身份由他确定。说简单点，就是学校管不了他，他需要独立讲学，传播他的学术思想，这在现在似乎是无法想象的。
那个时候的大学校长权力不小，竺可桢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本来可以顺利开课了，没想到马一浮的身份被卡住了。
马一浮不属于浙大的编制，自然就不能称教授，考虑到自己讲的是国学，马一浮给自己封了个主讲大师的名头，对于马一浮来说主讲大师应该是名至实归。如果知道现在这些乌烟瘴气的各类大师，马一浮打死他也不会把这大师名头套自己身上。
只是大师这身份，未能在浙大的校务会议上通过，大家觉得大师的名头有点装神弄鬼的味道。名不正则言不顺，马一浮的这次讲学无疾而终。
马一浮的学问还是得到浙大这批学者认可的，在确定了“求是”作为校训以后，竺可桢请马一浮为浙大写了校歌。竺可桢他们这批学者还是有水平的，至少知道马一浮是有真学问。看看浙大百年校庆那几个教授写的古文辞，你就知道马一浮担心中国学术的衰落不是没有道理。
我只能这么说，百年浙大传统国学的水平之低，已到了马一浮这辈学者无法想象的程度。
抗战时期，马一浮被蒋介石、陈立夫等请到了重庆，蒋先生还特地请马一浮吃了饭。蒋介石对知识分子不管内心如何，面上还是很尊重。所以不敢给马一浮下指示，而是向马先生请教学问。为了希望马先生能给中国留下几个读书种子，在抗战经济非常困难的前提下，要求马一浮创办书院。
马一浮书法
马一浮的要求是，这个书院得按他的想法办。马先生的想法是什么呢？
书院接受政府的经费，但不接受政府的管理，不在政府教育部门的编制之列。教科书由他决定，老师由他决定，讲课内容由他决定，连招生也有他决定。
总之，无组织、无纪律、无领导。
这样的要求，居然获得了国民政府的认同。
马一浮把学院建到四川乐山的乌尤寺，名为复性书院。
书院对学生的要求也很奇怪，不准当官，不准做生意，唯一的要求就只能做学问。这要求连马一浮的好友熊十力也接受不了，学生没有毕业证，没有学籍，学的都是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到社会上如何生存呢？马一浮认为，只要这些研究透了，自然就有了吃饭的资本。
熊十力本来是马一浮喊来到复性书院做讲师的，既然观念差距太大，实在说服不了老朋友，干脆跑西南联大教书去了。
抗战时期办这样一所不在政府编制内，又要政府给钱的学校，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马一浮本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从来没考虑过钱为何物，自己的一肚子学问，现在也换不来真金白银，马一浮只能靠卖艺为生了。
马一浮的书法在当时已负盛名，于是干脆给自己做了个广告，告诉社会我没钱了，现在开始要卖字了，谁喜欢我的字，就用钱来买。
只是马一浮卖字也有自己的规矩，不是谁愿意掏钱就卖给你了。
马一浮先说明自己擅长的书体，金文、古籀、小篆、分隶、章草、真、行。由于眼力不好，小楷不写。
内容寿联、招牌、墓志等不写。
而来求字的人必须是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朋友介绍，否则也不写。
当然钱是最重要的，先交钱后交货。
马一浮卖字连蒋介石都知道了，特地自掏腰包捐了书院五万元。
马先生曾有《戏题鬻书启》诗记其事：
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
聊与人间留鸟印，任伊流落满江湖。
这既表现了马一浮对自己书法的自信，也显示了在现实面前的无奈。
临解放的时候，马一浮没有随敬重他的蒋介石去台湾。在蒋介石的眼里，马一浮是一代大儒，而在马一浮的心中，蒋介石并不是他认可的明君。
马一浮书法
年，马一浮被赶出居住的杭州蒋庄，第二年因病去死。
死前，马一浮似乎比好友李叔同看得更开，连悲欣交集都没有，留下“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的诗句，这85年的人生从此谢幕。
马一浮他们这一代，应该算是中国最后的知识分子，人生悲喜都在49年为分际。这代人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留给后人这巨大变化后的人生感悟，或许这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生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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