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6资本家发财的秘密45个十分钟

西方经济学家难得的坦诚

尽管那些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进行过学习，并且愿意实事求是的人都不止一次指出过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谎言和谬误，但我依旧要坦诚地表扬一次西方经济学家们难得的坦诚。那就是他们关于“企业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企业利润最大化。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去表达，那就是“企业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因为利润就是剩余价值，或者严格来说，利润就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我们管理学院一位老师很可能是由于他留美的经历影响，十分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以及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在管理经济学的课堂上就毫不讳言地讲到：“尽管企业具有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但是可以坦率地说，企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

看来不是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从不隐瞒自己的目的”，西方经济学家及其代言人也难得地坦诚了一把。只不过他们把企业的目的说成了“利润”这样一个乍看起来还可以让公众接受的词汇，并没有真正坦诚到使用“剩余价值”这样一个更精确的词汇。事实上自从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这个秘密，并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开始，西方经济学家为了否定剥削的存在，就一直在否定剩余价值。因而他们要更努力地为资本家编造一个利润的来源，以使得即便利润并不由剥削剩余价值而来，也看起来似乎可以存在。

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早就有先见之明了。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说是租值，一些说是利息，一些说是利润，另一些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说来说去都不清楚。马克思本人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付工资后所余下来的，但其他生产成本还没有被全部减除，又怎么可以说是剥削工人之所得呢？”对此余斌说：“（张五常）在这里不是没有看懂《资本论》，而是伪造了《资本论》，以便能够通过否定他自己的伪造物来贬低马克思。这对于那些不去亲自了解真相而盲目相信所谓学者的人，即甘愿受骗的人，是一个教训。……显然，资产阶级不会只满足于伪造历史，他们还要伪造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对那些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经济学的高额奖励。”

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剩余价值中已经减除了其他生产成本；第二，除非资本家不赚钱，不发财，否则资本家赚的钱和发的财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盈利，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因此只要工人提供了剩余劳动，就必然存在剩余价值，即便这个资本家亏损了，也只能说这个剩余价值最后没有落到直接剥削这个工人的资本家手里，而是在市场的竞争转移到了另一个资本家的手里。余斌进行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资本家的亏损并不妨碍其获得剩余价值，就好比小偷被强盗打劫，失去了偷来的钱财，并不等于他没有偷一样。”因而余斌继续指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剩余价值本来也不能只看资本家的个案，而要研究一般规律，即要从整个资产阶级来研究。

总之我们应当牢记，资本家创办企业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生产商品，至少绝不是为了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生产商品的交换价值，以便从中获得剩余价值，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利润。马克思指出，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有一个毫不稀奇的景象，那就是：织棉布的工人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失业了，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棉布充斥市场，尽管（曾经）织棉布的工人们缺乏棉布。

资本家发财的秘密（上）——剥削合理？

我们已经赞扬了西方经济学家和资本家们的坦诚，他们公开地承认，企业的目的就是利润，就是剥削剩余价值，可是资本家是如何获得这样一种神秘的权力，以使得自己可以通过剥削剩余价值来发财，又乍看起来那么合理的呢？

余斌在《资本家发财的秘密》一文中综合了西方经济学家的一些辩词，以及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辩词科学的驳斥，我可以整理一下使之更为易懂。

如果读者朋友去过武汉理工大学南湖图书馆的借阅区，并在二楼A区那里借了一本白色的《共产党宣言》，你或许会看到那上边不知道是哪个学生留下的批注，其中一条我注意到是他驳斥马克思批判资本家们剥削工人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回避了资本家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并且这个劳动理应获得报酬，因而他得出结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不是对工人的剥削，而是获得了和工人一样性质（但是巨额）的劳动报酬。剥削是那样的合理，马克思是那样的荒谬！

如果有幸我能认识这位青年“思想家”的话，我会建议他实事求是的了解一下现代企业制度，那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早就不再亲自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了。”不仅在工商管理的课堂上是这样教的，现代那些资本家们大多数也都是这样做的，即便有一些资本家没有这样做，他们或者是只占有极小一部分的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料，严格来说他们是小生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或者他们既是资本家，又同时是企业的经理，而经理们为何高收入，这种高收入是否合理？总之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至少资本家并不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了。

于是西方经济学家辩护说，资本家虽然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但是由于资本家的慧眼识珠，他为企业找到了有本事的监工和经理，因而他应该得到报酬。但事实上资本家真的是慧眼识珠？有多少资本家只是图方便找了他的小舅子来管理企业呢？这种所谓的“慧眼识珠”又该得到多少报酬？应该如何测算呢？似乎西方经济学家们也没有给出合理的答案。

接下来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一个更成熟的辩词，那就是资本家提供了生产要素，并且要求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因而认为资本家应该获得报酬。这差不多也是现在为资本家辩护中最有说服力，最能蒙骗人的一套说辞。

余斌指出：“例如，纺纱厂的资本家提供了纺纱用的棉花和纱锭，就是像工人提供了服务，因而要获得回报。但是，如果工人不用纱锭把棉花纺成纱，棉花就会烂掉，纱锭就会生锈。因此，工人纺纱本身就已经保存了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就已经是为资本家服务，给了资本家回报，资本家应当满足于收回等值的东西，而不应该再要求什么利润或剩余价值了。”而“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一再尝试用胡乱估算的宏观数据和胡编的函数来‘计算’资本、土地、劳动等各个生产要素的贡献，但他们只是满足于从中得到某种计算结果并加以发表，混个教授或得到一笔论文发表奖金。”

西方经济学家把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吹嘘得那样合理，可是那些为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生产要素——阳光、雨水和空气却从来没有参与过农产品的分配。而即便这种分配制度是合理的，参与生产的资本也不能是货币形态的资本，只能是实物资本，如机器、原料等，资本家所投入的货币本身并没有参与生产。因而分配物就应该属于农业用地和工业机器们，余斌说：“比如把钱财直接埋进地里或贴在机器身上，而不能被资本家和地主拿走。”当资本家和地主以机器和土地的所有者身份“理所应当”地将分配物拿走时，这实际上就不再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而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了。那么这样一来，奴隶主作为奴隶的所有者“自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走奴隶劳动的果实，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就直接形成奴隶制度的合理性。”

资本家豢养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了最后的“雄辩”，他们说资本家承担了风险，资本家发的财是对他们承担风险的回报。事实上，工人承担的风险比资本家要大得多。“煤矿工人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挖煤工作的，而他们的所得远远少于从来不冒这种生命危险的煤老板们。”而在一个没有生命危险的行业里，如果商品的价格上涨了，资本家就会一个人大赚一把，他并不会把多少获利分配给他的工人们，而如果商品的价格下跌，或者由于资本家个人的行为不当导致企业亏损甚至破产了，工人的工资就会下降，并且长期远远低于平均水平，甚至要面临失业。工人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却远没有发财。

西方经济学家再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他们构建的资本家“剥削合理”的理论无非是上述这些理论的变形，企图通过伪造科学的方式不被别人发现。而他们故意掩盖了资本家发财真正的秘密。

资本家发财的秘密（下）——神秘的商品

既然驳斥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谎言，那么资本家们发财真正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余斌说：“这个秘密就在于资本家在市场上买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

这里应该特殊强调，资本家所购买到的这个特殊商品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者。因为正如萨缪尔森在《宏观经济学》中所说的：“自废除奴隶制以来，将人的赚钱能力视为一种‘其他的资本财产’，是违法的。你不能自由地出卖你自己；你只能在某个工资价位上将自己租借出去。”

劳动力成为商品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特有的残酷，它有两个条件，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有权利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二是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资本主义的到来为这两个条件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当对比奴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时，马克思认为后者的剥削程度更甚于前者。余斌说：“奴隶制的废除并不是因为什么普世价值，也不是因为法律至上，而是因为使用奴隶劳动比使用工人劳动更贵。”因为假设一个奴隶和一个工人都能劳动三十年，奴隶主购买奴隶时需要一次性购买奴隶三十年的劳动时间，假如这个奴隶工作了十年就过劳而死，那么奴隶主就等于损失了奴隶二十年的劳动报酬，而资本家只是按天支付工人工资，当资本家不再想雇佣这个工人，或者这个工人劳动能力下降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把他赶走，让他失业，任由他饿死。这其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奴隶主给予奴隶的报酬，必须能够满足奴隶生存延续下去，并且要保证奴隶的健康状况能够在三十年里执行一定强度的劳动，而资本家并不需要担心这些，他完全不为工人的生存延续负责。因而从比例上来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更甚于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的。有人反驳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比奴隶社会的奴隶生活条件更好了，至少“用饥饿的折磨来代替皮鞭的抽打”，所以觉得资本主义的剥削比奴隶制度要弱，按照这种人的逻辑就会推导出一个更直观的谬误——因为宋徽宗时期社会财富占有量比周文王时期更多，因而认为宋徽宗是比周文王更贤明的君王。

言归正传，当这种残酷的情况——劳动力成为商品——发生时，为什么资本家就能发财呢？这要从这种特殊商品的性质开始回答，和所有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是工人的存活和繁衍后代。“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由这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构成的。”。另一方面，劳动力商品还具有使用价值，“那就是它可以从事劳动去创造价值”，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资本家支付货币购买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言之，劳动力是为资本家从事劳动的。

假如一个劳动力维持一天的生存需要60元钱，而他的劳动每小时可以创造10元的价值，也就是说，当这个工人每天劳动6小时的时候，他的劳动力价值就和出售给资本家的价格相等了。资本家在支付完劳动者60元的货币以后，并没有产生剩余价值，资本家也就没有获利。但事实上资本家需要获利，并且他们要求工人每天劳动10个小时甚至更多，如果工人不同意，那么就连活命的60元工资都拿不到。工人被迫接受了60元的工资，并且被迫在10个小时里去生产价值元的产品。也就是说在第7到第10小时里，工人的劳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这四个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剥削掉了。

在这个假设中，剩余价值率为66.7%，而现实中的这一比率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根据美国的米兰?查弗洛夫斯基在《当代社会劳动力剥削的测量和解释：一个比较分析》中所述，这一比例从年的%上升到年的%。资本家从工人那剥削来的东西，远远比工人所得的要多，这就是资本家发财的真正秘密！而这一切竟被西方经济学家们包装的乍看起来那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