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专辑编者按：
与“改革”时代同行的新时期文学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史的走向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到来之即，我们“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公共号约请一批青年学者，集中推出他们近年来对于重要文学史当事人与代表作家的访谈，以及这批青年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供学界更为历史化地理解新时期文学。
《资本论》的另一种读法：张贤亮的心灵史探幽
吴娱玉
（原刊《小说评论》年第4期）
“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一个幽灵显形开始的”[1]——这个让人“急切、焦虑而又极度迷人”[2]、甚至几个世纪都挥之不去的影子就是马克思的幽灵，后学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凝视、置换、表达、再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马克思招魂，那么，与马克思相遇必不可少的途径便是阅读他的经典著作，而他毕生所学的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之中，这也是后学者念兹在兹、切磋琢磨的母本。我们熟识的研究者多是中西方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在众多研究者的阐发中，《资本论》不只是一部单纯的经济著作，而是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学说、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而且作为科学，它是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的理论领域”[3]。
然而，有一个被人忽视却非常有趣的特例，就是一个中国“右派”作家张贤亮与《资本论》达22年的长相厮守，这样说并非哗众取宠，而是他真实的人生。劳改的22年中，他唯一并反复阅读的书就是《资本论》，它是他的精神伴侣、思想资源、甚至是超脱现实、灵魂救赎的圣经。难道这不有趣么？张贤亮的作家身份注定《资本论》不再是纯粹理性的思辨，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浪漫化变型？《资本论》夹在“右派”作家和极左思潮之间，它们该是怎样地纠结缠绕，抵触撕扯？而张贤亮写作时文革已经结束，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当时的思想界被广泛认同，这与共和国前三十年对马克思的解读大相径庭。面对历史的错位，思想的更变，马克思的幽灵又将以何种形式在张贤亮的作品中出场？
在进入论述之前，需要交代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张贤亮对《资本论》并无专门论著，而是将《资本论》作为一种叙事元素，在叙述中阐发自己的观点，情况如下：《绿化树》三十几处、《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十多处、《一亿六》一处、《青春期》一处、《男人的风格》一处、《土牢情话》一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处，在这些作品里，张贤亮对《资本论》的观点并不是蜻蜓点水地提到，而是长篇的讨论，这是本篇得以成立的基础。二是这些作品中除了《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是纪实文字，其他皆为小说，具有虚构性，故需要澄清作者本人和小说主人公的呼应关系。张贤亮21岁到43岁都在宁夏的国营农场、劳改队以及监狱里苦干，劳改生涯几乎占据了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这段刻苦铭心的怆痛积压在他的心头，不得不说、不吐不快，故他的著作多是以章永麟这一“右派”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自传小说，自传小说的好处是作者可以在一个安全的面具下吐露真实的自己，张贤亮深谙此道，甚至常常跳脱故事直接对《资本论》发表长篇议论。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生活经历可能是虚构的，否则不能称其为小说，但对《资本论》的解读却着实是作者的观点，否则无需多此一举。况且，纪实文章和自传小说中对《资本论》的看法一脉相承，遥相呼应，在这个意义上，本篇才把纪实文章和虚构自传小说中对于《资本论》的论述同看作是作家本人的观点。
资本与阶级
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有罪？
张贤亮在年“双百方针”中昙花一现，随后被打成“右派”。只要对比就会发现，同样与他打成“右派”的刘宾雁和王蒙，名声更大，情节更“严重”——他们的作品公开发表在《人民文学》等具有权威性的国家刊物上，且作品中对党和政府有明显非议。然而，给张贤亮带来麻烦的《大风歌》只在省级刊物《延河》上发表，并没引起全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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