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资本论》当代性质的科学讨论，不能仅仅围绕《资本论》所蕴含的经济理论设计的严密性进行纯粹技术性的经济学论证，而必须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把《资本论》同时视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彰显其唯物史观品格。分析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会发现，《资本论》的总问题起源于《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聚焦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公开宣示于《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集中表现在对全面统治现代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资本逻辑的批判，因而，只要资本逻辑依然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资本论》的批判性立场及其科学性，就绝不会因其个别理论判断的局限性而有丝毫动摇。这启示我们，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包括哲学研究在内的任何学科的学术理论创新都必须植根于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现实的理论反思；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须坚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立场；《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精髓，依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利器。
“一般而言，任何有重要影响的著述都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思想，因而我们都可以对其做哲学的分析。但是，就《资本论》而言，当我们试图将其视作哲学巨著时，却并不仅仅由于它内在地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更在于它本身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环节，是贯穿于唯物史观建构完整历程中的理论要求、环节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破除这样一种误解，即认为在理论的基本性质上“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是断裂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弥合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裂隙”，从而站在唯物史观之思想史的高度，确证《资本论》实则为历史哲学的巨著。这将是我们讨论《资本论》当代意义的前提性工作。
”一、“双重断裂”视域中的《资本论》
“所谓“双重断裂”视域，指称的乃是一种主要发生于国外学术界，同时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的对待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理论视角。在这一视域影响下，《资本论》被解读为：尽管《资本论》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它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文本；无论是《资本论》直接呈现出来的经济学理论范式，还是它内在蕴含的哲学原则，都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有着根本性的界限。前者表现出来的是作为理论巨著的《资本论》在哲学与经济学思想性质之间的断裂；后者则意味着作为马克思成熟期著作的《资本论》所体现的思想与其早期思想间的断裂，或者说“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断裂。这种“双重断裂”视域必然造成对《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双重误读。
第一，如果仅仅把《资本论》作为纯粹的经济学文本，并因而制造出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断裂，那么，不仅马克思哲学将成为脱离人类最鲜活的现实———经济活动或经济生活———的抽象教条而丧失其生命力，而且《资本论》也必将成为一个纯技术性的经济理论著作。毫无疑问的是，对于《资本论》，我们当然是可以、也应当提出技术性的要求，因为它毕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并且通过这一研究，旨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作为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性理论体系，那么，在《资本论》诞生近年后，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呈现出鲜明当代性特征的今天，在讨论《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时，就一定会面临一个让我们非常被动的挑战，正像许多国外学者以及一些国内经济学家不断公开表明的那样：《资本论》已经不再能够科学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因而已经过时了。
从总体上看，长期以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眼中，马克思的确更多地是被视作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资本论》也更多地被看作是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哲学巨著。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专注于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学者是非常少的，他们更多地把对马克思的研究聚焦于《资本论》，并仅仅围绕《资本论》所蕴含的经济理论设计的严密性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意义且产生重要影响的乃是俄国学者拉迪斯·冯·鲍特凯维兹发表于年７月的《论〈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结构的改正问题》，该文指出，马克思关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的计算有误。英国学者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在回应对《资本论》的技术性指责———其中就包括了这一指责———时撰写的《重读〈资本论〉》（），也同样是仅仅围绕《资本论》的经济理论设计展开的。纵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待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基本理论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庞巴维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批判，到20世纪50年代吉尔曼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统计检验并得出相反的结论，再到20世纪70、80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科恩、布伦纳、罗默、艾尔斯特等人，分别从技术决定论、财产关系决定论、理性选择决定论的角度，试图推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无不仅仅依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规律的技术性理论设计及其与当下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之间的间距和张力，试图从整体上或局部上证伪、推翻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论是主观上的故意为之，还是客观上的误读，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把《资本论》视作单纯的经济学文本，就总是可以便捷地得出他们所需要的《资本论》“过时论”的结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如何科学地回应这一挑战则是一个严峻复杂的理论课题。事实上，自《资本论》诞生至今，这一挑战不仅从没有消失过，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一挑战已经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陷入被动，而其根源之一就在于：作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捍卫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不自觉地落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设定的理论陷阱，即仅仅把《资本论》作为诠释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运行机制的技术性理论设计，并因之或者被动地坚持与捍卫，或者依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这一技术性理论设计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前者而言，我们看到以多布、曼德尔、内格里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反批判的方式，通过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等，去论证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以及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内在矛盾而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就后者而言，我们看到与他们同时代以及稍后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基于对《资本论》核心理论的再诠释，以确保《资本论》的当代效用。如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代表人物巴兰、斯威齐主张用“经济剩余”来代替“剩余价值”，用经济剩余增长的规律代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用外延更广的概念取代“工人阶级”以有效剖析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学者奥康纳主张用“双重矛盾”理论与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因及其性质；“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学者借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发达资本主义与经济落后地区在二战后差距扩大的原因，形成了垄断停滞理论（巴兰）、依附论（弗兰克）、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不平等交换论（伊曼纽尔和阿兰）、边缘资本主义理论（阿明）等等。毋庸讳言，他们的理论应战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推进与发展是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所有努力却都本质性地缺失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维度与理论视野，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因而只是或只能被动地应对挑战，却无法从根本上驳倒由来已久的《资本论》“过时论”。实际上，对于这种断裂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经有所意识和警觉。譬如，随着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复苏，国外学者们围绕《资本论》研究，成立了一个重读马克思的小组，已经开始有哲学家介入其中。但是，从其研究成果《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来看，除了一些有关哲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外，其研究重心依然主要聚焦于《资本论》的经济学思想，因而依然为《资本论》“过时论”保留了理论存在的空间。
第二，当另一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试图超越《资本论》的纯粹经济学性质，赋予其哲学意义时，却陷入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断裂论”泥潭。在《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于年被发现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关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与成熟期著作之间关系的争论，此争论在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某些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把《手稿》的哲学立场完全归结为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并视其为马克思思想的顶峰，而此后的著作则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的退化。这是一种以人本主义重新解释马克思，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进而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断裂论”。它在苏共二十大后的“非斯大林运动”中也有所反映———在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个人迷信的口号下，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黑格尔主义理论传统的复活成为理论热点。
正是在这种时代和理论背景下，阿尔都塞撰写了《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著作，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极力捍卫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认为“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的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但是，阿尔都塞却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用《资本论》否定《手稿》。在阿尔都塞看来，“在至年间，不仅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异化、类存在、整体存在、主谓‘颠倒’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显然是：他的哲学总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而关于马克思的“新的总问题”，我们“可以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在这里出现的同样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意识形态哲学）与后期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手稿》与《资本论》的对立，只不过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不再是早期思想，而是后期思想而已。这也就难怪阿尔都塞要通过阅读《资本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已经把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乌托邦，那就只能在后期著作中去挖掘与重建《资本论》的哲学基础了。然而，对于这一断裂论而言，严重的后果在于，即使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作为《资本论》前史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事实上也已被排除在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资本论》则成为一个没有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的论著。对于任何严肃的理论探索来说，这显然是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这必然无助于对《资本论》当代意义的科学呈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上述双重“断裂论”思潮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首先，就第一重断裂来说，即作为理论巨著的《资本论》在哲学与经济学思想性质之间的断裂而言，在国内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其一，在形式上，即在学科设置上，哲学与经济学长期以来被归属于两个界限分明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尽管人们并不否认马克思的哲学与经济学、《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甚至我们还非常强调这种内在关联的本质重要性，但却无法掩盖它实际上被割裂的事实。近年来，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的理论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萧条，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界限不仅没有缩小，反倒空前地扩大，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二，从内容上看，即从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视域看，僵硬的传统学科划界造成了教学科研主体“哲学—经济学”知识结构的断裂和理论视域的狭隘，加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高深莫测”，使得我们在有效应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质疑《资本论》的时候，面临着空前的理论无奈：哲学工作者由于不懂得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只能回避必不可少的技术性环节而抽象地讨论《资本论》的哲学寓意；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由于缺乏深厚的哲学素养，则无法呈现《资本论》作为哲学巨著的哲学品格和唯物史观立场，只能把《资本论》作为纯粹的经济学著作，仅仅纠缠于琐碎的技术性环节，被动地疲于应对来自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步步逼近”的技术性挑战。
其次，就“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断裂而言，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或者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倾向，在国内理论界也都有所反映。可以说，把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人道主义化”，就是典型代表。这其实也是制造“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思想断裂的共同根源。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中，一部分学者竭力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并试图用《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填补马克思后期思想中所谓人学理论的空场。也正因为如此，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当时的国内理论界盛行一时。尽管这一理论态度对于反思“文革”之惨痛历史教训，重新认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但却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与此同时，更多学者坚守传统立场，他们也把《手稿》中马克思的理论立场人道主义化，但却把它作为批判与反思的对象，并试图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且主要地体现在《资本论》中的作为革命家的“成熟马克思”立场否定《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抽象人道主义。迄今为止，这一争论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各种理论变形———“复调逻辑”、“以海解马”、“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以及“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等等，呈现出日益激烈的争论格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基本判断：（1）对《资本论》当代意义的科学讨论，决不可以在哲学与经济学断裂的视域中，仅仅围绕《资本论》所蕴含的经济理论设计的严密性及其当下可行性进行纯粹技术性的经济学论证，必须引入关键性的哲学分析的维度，把《资本论》同时视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彰显《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品格。（2）深度呈现《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思想关联，把《资本论》的理论缘起回溯到作为唯物史观理论发源地的《手稿》，由此赋予《资本论》之作为哲学巨著以合法性根据，并据此彰显《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理论创新。
”二、思想史空间中的《资本论》
“对《资本论》基本理论性质的判定，必须植根于马克思思想史行程的完整理论空间中；基于这一理论空间，如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资本论》的理论缘起回溯到《手稿》，就不仅能够弥合所谓“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断裂，而且将从根本上打通马克思的哲学与其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理论通道；只要我们充分地展示出《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诉求在《手稿》中的缘起以及这一缘起如何经过《形态》、《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的逐步发展，就足以本质性地呈现《资本论》之作为唯物史观哲学巨著的理论根据。这将是嵌入《资本论》“过时论”的旧观念棺材上的最后一颗、也是最关键的一颗“铆钉”。
（一）《资本论》研究总问题的初始表达
如果我们借用阿尔都塞“总问题”的说法，那么《资本论》的总问题就可以表述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为自己所设置的目标：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如果把《手稿》归置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前后相继的理论空间中，那它的总问题将毫无疑问地表现为“对国民经济学的哲学批判”。《资本论》的总问题就孕育或发源于这一哲学批判。
从本质上来说，正如我们试图论证的整个《资本论》研究乃是一个哲学事件一样，作为《资本论》总问题之缘起的“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本身就是一个哲学事件：它在一开始提出问题并开启批判道路时的焦点与路向就是哲学的。与一般理论家基于私有财产的当然事实去思考或批判当下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在一开始指向的则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本身———作为事实的私有财产，并把揭示私有财产的起源作为批判的任务。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个只有置身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空间才能根本解决的任务，因而是一个唯物史观的任务。整个《手稿》，尤其是其中的“异化劳动”学说，就是围绕这一根本任务展开的。并且，正是在这一研究中，在异化劳动学说逐步递进的理论逻辑中，诞生出作为初始表达形式的《资本论》总问题的理论诉求。
我们看到，马克思首先是从国民经济学已经看到的如下经济事实，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出发的，异化劳动首先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其次，劳动产品对劳动者之所以是异化的存在，原因在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再次，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也就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异化，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乃是现实个人的本质所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最后，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前三重规定性推导出第四重规定性———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所谓“人同人相异化”，乃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不过是现实的私有财产关系。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国民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论分析范式的诞生———私有财产并不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而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并不是一个有人类存在以来始终如一地存在着的事实，因而也不能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当然理论前提；私有财产是有来历的，它是一个以异化劳动为根据的历史性存在；只是在由于异化劳动而导致了私有财产关系从而表现为经验性的共存，并且当私有财产发展到它最后的最高阶段———“资本”或“工业资本”的时候，它们之间才表现为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在经验的层面上，私有财产（资本）既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异化的根据。正是基于全新的理论分析范式，马克思合乎逻辑地提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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