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出版发行，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书中，作者用翔实数据和生动事例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是第一本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中文版由巴曙松研究员、陈剑博士等翻译，于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下文系该书部分内容摘编，敬请品鉴。
文/托马斯·皮凯蒂目前，虽然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距，新兴经济体正在追赶发达国家，似乎呈现出全球趋同的趋势。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追赶过程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贫穷国家的投资所带来的。相反，历史经验表明当贫穷国家能够靠自身开展投资时，发展成果会更好。抛开有关全球趋同的核心议题外，我在这里还想强调的一点，即21世纪可能见证世界重新回到慢增长模式。更确切地说，我们将发现除特殊时期或追赶时期外，增长总是较为缓慢的。而且所有迹象都显示增长率（或者至少是人口增长率）将在未来继续趋缓。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议题及其与趋同过程和收入差距演变的关系，我们将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人口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换言之，增长总是包含一个纯人口部分和一个纯经济部分，而且只有后者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在公开辩论中，人们经常忘了分解，似乎默认人口的增长已经完全停止，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虽然各种迹象显示我们正在缓慢地走向这一方向。
从极长期视角看增长增长率在一个极长的时期内的变化，其中凸显了几个重要现象：第一，在十八世纪开始的增长起飞时期，年增长率相对温和。第二，增长率中的人口部分和经济部分所占的份额大致相同。根据现有的最佳估计，-年间全球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1.6%，其中人口和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均为0.8%。
如今看来，上述的增长率可能很不起眼。因为在现代的讨论中，低于1%的年增长率往往被视为不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认为只有达到每年3-4%甚至更高，才会发生实际的增长——正如二战后欧洲辉煌的30年或者当前的中国。
其实，如果人口和人均产出的年增长率在很长时期内维持在1%左右（例如年以来的情形），那会是非常快的增长，尤其是与工业革命之前的多个世纪的接近于零的增速相比。根据经济学家麦迪逊（Maddison）的计算，公元元年到年间的人口和经济的年增长率均低于0.1%，其中人口增长率为0.06%，人均产出增长率为0.02%。不过，无论具体数据存在多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从远古时期到工业革命前的增长速度很慢是毫无疑问的，肯定不超过每年0.1-0.2%。原因相当简单，更高的增长率意味着公元纪年之初的世界人口会少到令人难以置信，或者生活标准会大大低于可接受的基本水平。基于同样的原因，未来多个世纪的增长率则可能返回很低的水平，至少其中的人口增长率是如此。
人口增长的不同历史阶段假如-年的人口增长（平均每年0.8%）起源于古代，并一直持续，那么全球人口总数在公元元年到年增加了10万倍。我们估计年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意味着耶稣诞生时的人口总数只有不到1万人，少得荒谬。即使把人口增长率降至0.2%，经过年的时间跨度，也意味着初期的人口总数只有万。然而现有最可靠的资料显示，公元元年的全球人口总数超过2亿，仅罗马帝国就有万人。不管历史资料和有关这两个时点的全球人口估计有什么缺陷，我们还是有十足的把握认为公元元年到年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低于0.2%，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不到0.1%。
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这种增长极为缓慢的马尔萨斯式社会并不是处于人口完全停滞的状态。虽然增长率相当低，经过数代人形成的累积人口增长还往往在几年内被瘟疫和饥荒给清零，但全球人口总数依然在公元元年到年间增长了约四分之一，在-年间增长了约一半，在-年间又增长了约一半，最终这个时期的年增长率接近0.2%。增长的加速很可能是个非常渐进、极为缓慢的过程，且与医疗知识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密不可分。
根据官方预测，全球人口转轨的进程现在将出现加速，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最终趋于稳定。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人口增长率将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降至0.4%，到二十一世纪七十年代稳定在0.1%左右。如果该预测正确，全球人口将重回公元年前的极低增长状态。全球人口增长率将在-年间将呈现出巨大的钟形曲线，其中峰值是-年间的近2%。
需要注意的是，二十一世纪后半叶的预期人口增长（在-年为0.2%）将完全来自非洲大陆（其年均增长率为1%），其他三个大陆的人口增长则可能趋于停滞（美洲为0.0%）或进入负增长（欧洲和亚洲分别为-0.1%和-0.2%）。在和平时期出现如此漫长的人口负增长期将是史无前例的。
增长对于平等的影响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人口增长进行预测，而是承认多种可能性的存在，然后分析它们对财富分配变化的影响。人口增长除了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相对实力带来影响外，还与社会不平等状况具有重要联系。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时，强劲的人口增长往往能发挥均等化的作用，因为它削弱了继承财富的地位——每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建设。
设想一个极端案例，假如世界上每对夫妇都有10个子女，我们很容易理解继承财富的地位下降这个普遍规律，因为家庭财富在每一代人都要分为10份。在这样的社会中，继承财富的总体地位将被严重削弱，大多数人会更加现实地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储蓄为生。
强劲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广到经济高速增长（不仅仅是人口增长）的社会中。例如，假设某个社会的人均产出每过一代人就会增加10倍，此时人们更看重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能得到的收入和储蓄，因为前代人的收入远远少于当代人的收入，来自父母和祖上累积的财富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重要性。
与之相反，人口增长停滞或者（更糟糕的是）减少会造成前代人累积的资本的影响力增强。经济发展停滞也具有同样的效应。此外，在增长较慢时，资本回报率很有可能远远超出经济增长率，正如本书引言中谈到的，这种情况是财富分配在长期内出现巨大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历史上那些由资本主宰、由继承财富决定人们阶层地位的社会（包括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十九世纪的欧洲国家），只有在低增长条件下才能出现和维系下去。因此我将考察低增长状态的回归（如果发生）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资本积累运动和不平等结构，尤其是继承财富即将卷土重来这一长期现象已经在欧洲产生了影响，并可能扩展至世界其他地区。由此可见，预先熟悉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历史对我们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
传统观点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对发挥个人的天赋和资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观点虽然有合理性，但是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却被滥用来为所有不平等现象辩护，而不论其不平等的程度多少及其原因为何，同时还以各种所能想到的美德来歌颂新兴工业经济的赢家。例如曾经在法国七月王朝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迪诺耶尔（CharlesDunoyer）在年发表的《论工作自由》（Delalibertédutravail）一书中表达了此类观点（当然也表达了他对任何形式的劳动或社会法规的反对态度），“工业体系的影响之一就是摧毁人为的不平等，但这只是更加清楚地凸显了自然的不平等”。据迪诺耶尔所说，自然的不平等包括身体、智力和道德层面能力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经济增长和到处可见的创新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的理由，“杰出的能力……是所有伟大和有用的事物的源泉……把一切都均等化就会让一切都陷入停滞。”现在我们有时也能听到类似的说法，例如新兴的信息经济能让最有才华的人把他们的生产率提高很多倍。但是实际上，此类观点往往被用于为极端不平等和赢家的特权辩护，而没有充分考虑失意者，没有充分正视现实，没有真正去核实这个十分便捷的原则是否足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变化。
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接下来看看人均产出的增长。如上文所述，在-年间，人均产出的增速与人口增速大致相当，约为每年0.8%，意味着3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约10倍。目前，全球人均收入约为每月欧元，在年全球人均收入不足70欧元，与年撒哈拉以南最贫困的非洲国家类似。
这个对比有一定启发意义，但不能过分夸大。在比较非常迥异的社会和时期时，我们必须避免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概括所有事情，例如“A社会的生活水平比B社会高10倍。”在增长率达到较高水平时，人均产出的概念比人口的概念要抽象得多，人口至少对应着可以触摸的现实，计算人数比计算产品和服务要容易得多。经济发展则来源于生活方式、消费和生产的产品及服务类型的多样化，因此必然是个多维度的发展过程，这个本质使其不可能用简单的货币化指数进行完美的概括。
以发达国家为例，在西欧、北美和日本，人均收入从年的每月约欧元增长到年的超过欧元，增幅超过20倍。生产率或每个工作小时的产出的提高幅度更大，因为每个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显著下降，随着发达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投入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例如工作日的时长缩短，假期延长等。
这一惊人增长有很大部分是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年间，全球人均产出年均增长率为0.8%，其中十八世纪该增长率仅为0.1%，十九世纪为0.9%，二十世纪达到1.6%。西欧国家3个多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长率为1.0%，其中十八世纪为0.2%，十九世纪为1.1%，二十世纪为1.9%。欧洲的平均购买力在-年间几乎没有增加，但在-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在-年间又增长了6倍多。大致来讲，十八世纪与之前的若干个世纪一样仍然在经济停滞中挣扎，十九世纪才首次出现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但很大部分人口仍未从中获得显著收益，至少在十九世纪的最后30年之前是如此。直到二十世纪，经济增长才成为对所有人而言都切实可见、确定无疑的事实。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人均收入还不足每月欧元，年已达到欧元。
增长的终结？下面来看未来的情形。上文描述的人均产值的大幅增长是否会在21世纪无情地减慢？我们是否正由于技术或生态等方面的原因（或同时由于这两方面因素）而走向增长的终结？
在尝试作答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的增长虽然结果非常壮观，年度增长率却几乎都处于很低的水平，通常不超过每年1-1.5%。增长率明显更快（每年3-4%或更高）的历史案例仅发生在加速赶超其他先进地区的国家。这样的过程在追赶实现后就会自然终结，因此只能是过渡性质，有时期限制。还有，此类追赶现象显然不可能在全球同时发生。
从全球层面看，-年的人均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0.8%，具体来说是-年为0.1%，-年为0.9%，-年为1.6%。如表2.1所示，我们发现-年的世界人口增长率同样为平均每年0.8%。
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某个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能够在较长时期里保持超过每年1.5%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如果看最近数十年，我们会发现最发达国家的增长率甚至还更低，-年，西欧国家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为1.6%，北美为1.4%，日本只有0.7%。正如我开始提到的，将这一事实牢记于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许多人还以为正常的增长率应该是每年至少3-4%，而历史和逻辑都表明那只是人们的幻觉。
有了这些不同寻常的理论做准备后，我们将对未来的增长率做出怎样的推断？罗伯特·戈登（RobertGordon）等经济学家相信，大多数发达国家（从美国开始）的人均产值增长率注定会下降，在-年间可能跌至每年0.5%以下。戈登的分析基于那些自蒸汽机发明和电力引入以来互相取得成功的多样化创新浪潮之间的比较，他发现最近的创新潮流（包括信息技术革命）与之前的时期相比有更低的潜在增长量，原因在于它们对生产方式的颠覆和对整个经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小。
就像之前在预测人口增长时所保持的谨慎态度一样，我不会去预测21世纪的经济增长前景，而是分析各种可能的场景对财富分配变动的影响。在我眼里，预测未来的创新步伐与预测未来的生育率一样难以捉摸。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很难以高于每年1.5%的速度保持增长，但我无法判断确切的增速应该达到0.5%、1.0%还是1.5%。我将要阐述的中性场景是基于如下假设：发达国家的长期人均产值增长率为每年1.2%，这比罗伯特·戈登的预测（我认为他的看法略有些黑暗）更为乐观。然而，达到这种增长水平较难实现，除非能开发出新的能源来取代快速消耗的油气资源。并且这只是许多可能场景中的一种而已。（完）
（本文节选自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年9月出版发行）
本篇编辑：王立根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21世纪资本论》
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网售已开始，详见以下链接：
1.当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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