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读书会第十三期实录
年4月18日，“历史学的求真与求解“——《许纪霖作品集》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行。会议由苏智良教授主持，许纪霖教授作主题引言，与会学者姜义华、陈兼、萧功秦、陶飞亚、刘昶、杨国强、姚大力、姜进、周武、瞿骏、沈洁、张洪彬、张济顺、陈恒交流发言。现分三期推出读书会实录，以飨读者。本期为实录一。
苏智良：各位学者，各位老师，下午好。今天的会议现在开始，这里是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学者中心，首先要介绍我们这个中心的主任，陈兼教授。今天莅临的嘉宾有，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历史学会老会长姜义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上海大学教授陶飞亚；上海纽约大学教授陈兼；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骏；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沈洁；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张洪彬。今天还有不少学者来旁听，也有各个学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欢迎大家莅临。
今天的主题是历史学的求真与求解。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在座的学者除了像姜老师这样的前辈，我们大多是77、78级，今天举行这样一个研讨，我自己感觉蛮有意义。今天这个会的副标题是《许纪霖作品集》的讨论。我与许老师有幸曾共事五年，年许纪霖教授到上海师范大学，一直到年，整整五年，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高教史上比较艰苦的岁月。我们首先请许纪霖教授作为引言人发言，然后我们各自发表高见。
苏智良教授
许纪霖：此刻我心里有点小激动，因为这个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诚惶诚恐，我在上海师大工作了五年，也是我一生当中最快活的五年之一，因为很自由，心情很舒畅，而且给我充分的自由。今天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又办了这样一场活动，这对我来说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因为今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前两天也是我作为77级学生入校40年，对我来说意义很大。如果说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假如可以从入校这一刻算起，我也虚度光阴了四十年，本来这四十年写的一些东西惨不忍睹，但是今天有这么多学界师长和朋友，今天过来参加，对我来说大概以后回忆录要专门花一节来记载这个盛事。我要特别感谢陈恒校长、陈兼主任、智良兄，光启这三架马车。
我这些年研究的主要三个方向，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第三个是上海的城市文化。我是狐狸型学者，但一个研讨会最好有一个话题的聚焦，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谈一个大家都能谈的题目，这就是历史学的求真与求解。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没有资格谈这个题目的，因为我本科、研究生都不是历史系的，学的是政治思想史。后来阴差阳错，让我不是历史系，没有拿过历史系文凭的能够进入上师大历史系，这都是抬举我，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竟然混进历史学界。从历史学的学术根底来说，还是比不上在座各位。但是在这些年和我们各位朋友在历史学界共同研讨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心得，特别是对于何为历史学积累了小小的心得，更多是困惑而不是心得。今天我想讨论的是这样的题目，让我引言，我抛出一个题目，希望得到各位同道的回应，一道来解惑。
在作品集的总序里面我引用了梁漱溟先生当年一句话：我不是学问中人，是问题中人，我觉得我也是。我是带着很多内心的问题——就像我第一本书名叫《无穷的困惑》——进入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的海洋的。
我今天的引言，起了一个小题目，叫做《历史学的三重境界》，从三重境界出发讨论这个问题。我不是搞史学理论，所以我不是从史学理论角度讨论何为历史学，而是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的困惑中来讨论这个话题，来重新理解何为历史学、历史学的使命在哪里。
我所理解的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是四个W和一个H。四个W是When、Where、Who、What、Why,H就是how。历史学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四个W，它研究的是具体的史实问题。第二重境界是How，历史中某一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这涉及到整体的真相。历史学还有第三重境界，这叫做Why，为什么会这样，也涉及意义问题。这是我理解的历史学三重境界。
先说第一重境界。四个W，这都是个别的史实，都有确切的真相，中共“一大”到底什么时候开的？最后经过考证，一定有一个确切真实所在，这可以用我们所熟悉的实证主义方式加以解决。这些年史学界的许多同行和学生主要致力于这样四个W的研究。但是W与W之间整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过去是有一些大叙事构成的，当这些大叙事解体以后，历史学如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所谓碎片化，从历史学的三重境界来说，就是停留在支离破碎的第一重境界。
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第一重境界进入第二重境界How呢？一个历史的整体是怎么样的，这就不是纯粹客观的事实。作为个别的真相，客观事实只有一个，但是整体的真相不会只有一个，而是多个。我把它称为“多元复合的真相”。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史学认为没有客观的历史，所有的都是主观的叙事，只有叙述得好不好，不在于真不真。我并不像他走得这么远，以至于会认为历史学和文学没有差异，都只是叙事而已，我还是认为有真相，但是一旦涉及到整体的历史，真相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是多元复合的真相。
柯文写过《历史三调》，里面写了关于义和团的三种不同的叙事，第一是当事人的记忆，第二是历史学家关于义和团的叙述，第三重是这一百多年来各种意识形态构成的有关义和团的神话。当我们还原它的时候，实际上真相没有那么简单，而是多重复合。有记忆必有遗忘，没有遗忘就没有记忆，记忆一定是选择性的，即使是历史的记忆，也必定要和遗忘了什么、遮蔽了什么联系起来看，遮蔽以后才有呈现。问题是我们怎么构成、还原一个历史真相呢。这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问题。
就整体的意义来说，这就像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一样，你要通过不同人的叙述才能拼凑起一个真相，在各种相互冲突的记忆叙事中寻找真相。比如，《新青年》杂志在一百年前到底有多大影响？过去认为年以后《新青年》整个占据了主流，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但是现在包括王奇生、瞿骏等人的很多研究发现，《新青年》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许多地方城镇青年日记里读的书报杂志，还是《东方杂志》《改造》《学灯》《晨报副刊》等，《新青年》只是其中一种，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大。各种各样不同的历史记忆，都构成了历史真相的一部分。你取什么样的样本，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人文学不是社会学，社会学搞一个抽样，建构成客观的事实。但今天即使是社会学的抽样调查，也可能失真。无论是样本，还是调查问卷所依赖的理论预设，都会污染客观性。连社会学都没有客观性，何况历史学！任何一种史学的结论，都是某个角度的观察，有其所长，也有其限制，有一定的解释半径，离开了这个解释半径，其解释的边际效应就有递减。因此，要警惕的是对自己研究有效性的无限自信，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研究结果，有时候对手不一定是错的，仅仅是角度不一样。
历史学的整体真相就是一头大象，我们每个历史学者都是瞎子摸象，每个人摸的都是大象的一部分，你摸的是大腿，我摸的是鼻子，从局部来说都是对的，但并非可代表整体。整体的真相是一个无穷的探索过程，你可以不断接近它，却无法穷尽它。我们做的都是瞎子摸象的工作，这也是人文学的魅力，如果人文学像科学一样这么靠谱，它就没有魅力了。恰恰整体的历史是一个多元复合的真相，有无限的开放性，这才让每一代历史学者有自己发挥的空间，感到它魅力无限。这是历史学的第二重境界。
现在很多学生做具体的研究不错，但背后缺乏对整体历史真相的理解。有专业知识，但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而历史的整体真相，是要借助许多背景知识而建构的。个别的历史真实，如果无法放在整体的历史里面寻找位置，没有位置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比如，如今有不少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学生，根据档案馆的资料写的论文，我们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师常常感到，虽然他们运用的档案都是真的，但他们描述的整体历史好像是虚假的，与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当年感受完全不是一回事！不是学生做的功夫不到家，而是因为他缺乏对第二重境界的理解，缺乏那个时代的整体知识。
历史学的第三重境界就是Why，何以如此？“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史学不是文学，不能光凭想象，一定要借助对个别和整体历史有客观的了解，才能求解。没有第一、第二境界直接到第三境界，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是披着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神话，或者是文学的神话。
我个人的看法，历史学家，不仅在于求真，而且在于求解。“何以如此”，是我理解中的历史学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中国古老的以古鉴今传统，司马光留下的资治通鉴传统。
胡适讲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乃是一种问题意识。胡适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相信最后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得到一个十分可靠甚至唯一的解释；我不是科学主义者，在我看来，恰恰这个问题是具有开放性的，虽然借助了很多客观背景，但是有主观意识，它的答案可以是多元的。
在史学的第三重境界中，问题意识是最核心的。不要以为有了理论，就有了深度，理论只是观察和思考的工具，它不能代替历史学家本身的洞见。今年是陈旭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陈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不是理论，而是无法之法，都是洞见。洞见一定来自好的问题意识。我这几年，一直讲一个看法，究竟是陈景润伟大，还是哥德巴赫伟大？哥德巴赫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形成了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他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陈景润可以证明到1+2,1+1至今还无人能够证明。
在我看来，最有影响的学者不是解决问题的能手，而是提出问题的高手。能够提出问题，就是拥有设定议题的人物，接下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都会围绕这些问题来讨论，这才是学术研究中的大家。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都是这样的设置问题最强的大师。
在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我最敬佩的大师是哈佛大学的史华慈教授。他的研究方法，我称之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他不满足于史学的第一和第二重境界，总是追问究竟何以如此？这样的研究方法深得吾心。
要有问题意识，首先需要有关怀。关怀越是强烈，越能够构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历史学就是今天与昨天的对话，我们都不可能活在昨天，而是活在当下，你对当下的感受和理解最深刻，也越能理解历史。所谓的问题意识，就是以今天的深刻感受，去追问历史。德国的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有一套理论，他说所有的文本都是今天和昨天的“视野交融”。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的：史学是客观的，但是真正要理解和阐释它的话，它离不开你今天的关怀，离不开你今天的问题意识。这是我理解的历史学的第三重境界，也是最高的境界。
许纪霖教授
苏智良：纪霖教授今天的引言用现在年轻人的一句话来说是“有点高大上”。他很谦虚，说自己不是历史学中人，但是他今天谈了历史学非常核心的问题：历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我也非常佩服许纪霖兄的悟性和才气，他今天的引言是他很长时间的思考，对自己历史学研究的总结。
姜义华：我和纪霖已共事了二十几年。他是我们上海史学界有名的才子，悟性高，文章写的也很棒，大部分作品我都看过，虽然没有仔细研读和学习，还是比较熟悉。今天是读书会，事先把他的作品集读了一下，当然也没有读得很认真。今天我就想谈一个问题，也是纪霖这些年最白癜风诊疗标准让白癜风患者感受中科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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