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周年，深化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由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主办，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协办的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周年研讨会于年9月23日至24日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近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围绕“《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资本论》的研究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次会议深入学习与研究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关于《资本论》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暨南大学胡世祯较详细地介绍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与出版情况，简要概括了第一卷的商品和货币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和资本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强调要坚决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冠清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和MEGA2为基础，在对梁赞诺夫以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各个版本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费尔巴哈章”这部“唯物史观”奠基之作进行了详细的文本考证。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后续版本存在的编译问题，提出了新译本兼容并蓄日本学者和MEGA2最新成果的改进建议。华北电力大学王建红等通过LDA主题模型分析法，对《资本论》与《21世纪资本论》进行了全文本数据化分析。研究发现，二者的“资本”概念和范畴明显不同；后者并没有遵循前者的研究传统；二者在方法上都值得肯定，尤其后者弥补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多是理论性批判而系统的数据性、实证性批判不足的缺失；就历史穿透力和社会推动力而言，后者无法超越前者。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该加强对数据方法的重视。
关于《资本论》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冒天启强调要把握《资本论》的精髓，必须改变研究思路。他强调马克思价值理论提供的是一种思维分析工具；《资本论》是从生产、流通、分配多个环节论述了私有制，因而不能简单地从生产资料归谁占有去判断所有制的性质。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斌指出，《资本论》第一卷虽然具有独立性，但只有把三卷结合起来，把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联系起来，才能完整把握《资本论》所论述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整性或整体性。南开大学的赵春玲指出，与见物不见人的西方经济学不同，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经济研究过程中始终强调社会关系分析，《资本论》的各种经济范畴和原理也突出表明了这一分析主题，当前必须重申马克思经济学社会关系的分析基础。福建省委党校谭苑苑研究了《资本论》劳动本体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与主要内容。以《资本论》第一卷为例，马克思分别通过“劳动价值论”、“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工资”以及“资本的积累”五个部分展现其劳动本体论思想。而从资本的本质与来源以及《资本论》创作的方法论看，《资本论》的资本本体论不具有合理性。华侨大学陈俊明强调《资本论》终篇实现了理论批判与理论再现的完美统一。通过全方位地批判庸俗的“三位一体公式”并溯及“斯密教条”的错误，并创造性地将客观对象的内在规定与其外化表现联系起来，阐明资本运动内在规定的颠倒表现，使劳动价值论以及其他基本理论臻于完整而结束。山西财经大学顾昭明讨论了《资本论》中蕴含的历史视野与社会图景。从表像上看，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的描述及其理论概括，与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偏离。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固有的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
关于劳动价值论。福建师范大学陈征强调要重视对现代科学劳动的研究。他指出，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的基础，整个《资本论》都是从这个理论基础出发的。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又提出“科学劳动”的新概念。科学劳动是由于自然科学在工业上的应用而产生的，与一般劳动相比，它能在相同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提出的新命题，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在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时，中美两国并驾齐驱，各有特色，都在激烈竞争中向前发展，力争执工业革命之牛耳。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共同深入研究我国和当前世界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共同出谋划策，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研究如何推进现代科学劳动的新发展，这既是经济学家的责任，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付文军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轴线，理性而科学地破解了“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资本主义“赚钱的秘密”、“原始积累的秘密”和“利润率下降的真正秘密”。这些秘密都是资本主义蛊惑人心的重要手法，而马克思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科学的批判法则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秘密的揭示。山西师范大学肖玉营指出，无论是剩余价值率还是资本构成都与可变资本有直接的关系。以可变资本为中心的研究发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不一定都是由技术构成的改变，而可能是由劳动强度的增大等引起的。因此，把握可变资本的运动方向和大小，能够洞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本质。
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陶为群拓展了马克思针对封闭经济的社会再生产公式，建立了消费品出口导向型的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公式，给出一般求解方法和解析以及充分必要条件，进而建立了经济增长率公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昌兵利用动态优化方法分别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并从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动态一般均衡实质和生产函数设定及实证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和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进行比较分析，还探索了这两种理论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适用性。
关于收入分配理论。西南财经大学韩文龙简述了《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中的收入分配理论，强调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坚持经典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指导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健全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利益共享机制等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闽南师范大学蔡毅强剖析了新自由主义盛行下的资本主义收入分配问题，揭露新自由主义分配制度“公正”的虚伪性，强调马克思坚决反对从抽象的正义原则出发，主张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去批判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制度的非正义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林盼以计件工资制的理论与实践为例，讨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在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所存在的差异，并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计件工资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从制度背后所隐含的工具理性与价值取向视角，通过跨所有制、跨国和跨时段的比较研究，对工资制度的国别差异与阶段性差异加以解释。
关于《资本论》的其他理论。福建师范大学李碧珍认为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中马克思分析了物商分流理论、流通费用理论、第三方利润理论，这一物流思想不仅在时间上比现代西方物流思想更早，而且在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方面也远远领先于现代西方物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互联网+流通”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淮北师范大学张作云较详细地梳理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性质、危机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必然性、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危机的实质、危机的革命作用和历史意义等，并对资本主义能否摆脱危机的判断、危机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及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于对我国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徐淑云主要从卫兴华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生产力理论、劳动价值论的坚持深化与发展、马克思货币理论和股份制理论的辨析、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等方面探讨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经济理论问题的探索。福建师范大学王盛以张薰华研究与应用《资本论》的两个阶段为线索，结合时代特征与理论背景，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张薰华在《资本论》普及、《资本论》数量分析、生态文明思想、经济规律体系和土地批租理论方面的学术思想与贡献。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建等概述了陈征研究《资本论》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论述了陈征在现代科学劳动理论、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等研究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福建师范大学陈美华通过分析陈征的经济思想，总结出研究与发展《资本论》必须坚持的原则，包括始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对原著的深入学习和系统研究，坚持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等。福建师范大学叶龙翔研究了吴宣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认为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坚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尊严，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资本论》的研究和运用做出积极了贡献。
二、《资本论》的时代价值
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是认识和把握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必不可少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学习和研究这些经典“浮光掠影不行，浅尝辄止不行，必须专心致志地读、原原本本地读、反反复复地读，通过细嚼慢咽去感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久弥新的思想价值”。本次会议深入学习与探讨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价值。
《资本论》阐述了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迪意义。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强调要重视《资本论》在遵循唯物史观基础上揭示的宏观经济形态一般结构，尤其是所有制层面对宏观经济运动状态起的决定性作用。为此，要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不能不高度重视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科尔内关于管理体制改革的ⅡB目标模式完全撇开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极大危害性。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刘长军分析了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双重属性的思想，指出，一方面，市场经济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最终确立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建构所谓的纯粹市场经济，而是既要保留、利用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又要警惕市场经济要素的资本属性，要尽可能把市场经济的规则限制在经济生活领域、限制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方面。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王毅武等指出《资本论》阐释的市场经济及其运行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联系并未过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原理、价值规律、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具体的方面与环节得到了验证。天津市委党校王俊从企业融资的视角研究了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和信用理论。指出，个别资本积累的最一般途径依托内源间接融资，而个别资本膨大成社会资本则需要依靠内源直接融资和外源融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性需求。企业资金的积累离不开银行信用，而银行信用以国家信用作为后盾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中占有主导地位。
《资本论》通过考察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为认识现代社会运动状况提供了思想武器。关于剩余价值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复旦大学顾钰民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两个规律：一是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和特殊规律；二是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实现，以及在社会范围内分割等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的一般规律。为使剩余价值理论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就要实现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中国化，实现剩余价值理论研究重心的三方面转变：一是从剥削的意义上来理解剩余价值转变为从社会财富增加的意义上来理解剩余价值；二是从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特殊规律转变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一般规律；三是从剩余价值的阶级对立关系转变为阶级包容关系。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指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蕴含丰富的资源配置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理论和资源配置的结构均衡理论。提高效率的机制主要是在超额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部门内竞争引起技术进步的机制，结构均衡的机制主要是在平均利润理论中分析部门间竞争引起资本的部门转移。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尽管都有关于资源高效利用与合理配置的理论，但二者的理论假设前提、基本立场方法和强调侧重点并不相同，考虑资源配置对人的影响和劳动者的利益情况是马克思资源配置思想的重要原则和特色。吉林财经大学胡岳岷等指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足够的理论潜能来说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现象，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谈及的“剩余价值”是根本异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郭飞认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具有巨大的当代价值。从世界范围看，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因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过时。就中国而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正确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迪。
关于生产劳动。福建师范大学杨强认为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分析有两个维度：从人与自然关系维度考察，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从人与人关系维度考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精神劳动等现代社会劳动形式不仅创造具有自然属性的社会财富，而且实现具有社会属性的价值增殖。其社会属性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关系中有着本质的差别。山西大学韩英指出，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看作是“商品”而不是“资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异。“人力资本”概念本身是非科学的，那些以马克思的“劳动力”不能反映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复杂劳动无法还原为简单劳动、分享经济或知识经济让劳动力成为了资本等错误认识为依据，得出劳动力商品应当被人力资本概念所取代的观点更是荒谬的。国防大学孔令全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数字劳动的概念、具体形式，并对数字劳动与相近的非物质劳动、科技劳动、服务劳动等概念展开辨析，同时具体分析了数字劳动的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揭示数字劳动是信息社会中资本剥削劳动的延伸，尤其强化了网络资本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劳动异化的本质。黄再胜围绕数字劳动与资本积累这一主题，对数字劳动的内涵、特征和形式，数字劳动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生产性劳动属性等基本维度，数字劳动参与价值创造与助推价值实现的价值贡献等方面进行拓展性分析和阐释，进而指出深入推进数字劳动研究理论化可能的研究思路。福建医科大学苏映宇等概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劳动权益保护等，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者素质、劳动权益保障、工会等方面。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人民大学谢富胜强调只有回归价值创造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够回答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问题。面对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经历的历史性转变，各个学派或者由于没有分析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劳动过程，而成为了描述性的理论；或者无法回答金融化、知识化的资本主义下价值增殖的源泉、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等问题，而遇到理论上的困境。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是对马克思逻辑的回归，它将价值链分析与劳动过程结合起来，而基于核心—外围的两种全球生产网络把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在空间上结合起来，其中占有剩余价值的机制变得更为关键。透过这一分析框架，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这样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北方国家通过剥夺性积累，在南方国家创造了毫无选择只好顺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被剥夺阶级——产生了庞大的全球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北方国家日益金融化，投机性金融处于核心地位，导致挤出生产性的长期投资，经济发展建立在债务驱动的基础之上。南开大学何自力主要分析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表现、成因和影响。工业资本主义经历了成长、兴盛和衰弱的三个发展阶段。由去工业化导致的经济停滞常态化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具有客观必然性。代表大资本利益的政治制度和鼓吹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极端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则是经济停滞常态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原因。福建师范大学吴宏洛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仍然存在“资本逻辑”。以马克思资本理论为指导，对资本逻辑加以伦理限制，减少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是全球化资本时代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徐小洪指出《资本论》研究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理论前提是等价交换市场规律，而不是所谓工资报酬太低。研究剥削涉及三个问题：是否存在剩余？剩余的源泉为何（谁创造）？凭借什么获取剩余（依据为何）？否定存在资本剥削的理论往往是以“获取剩余的依据”取代“剩余的源泉”，把对剩余价值分割的理由变为剩余价值存在的理由。福建师范大学甘晖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论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研究者提出的三种生产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指出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延伸和扩展。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从本质上改变了物质生产子系统的地位和作用，破坏了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导致了三种生产理论中三个系统之间物质联系的断裂，即福斯特的“新陈代谢的断裂”。福建师范大学蔡华杰分析了詹姆斯·博伊斯从环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贫穷、财富不平等、环境可持续性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环境损害对人的影响不是在人口中随意分配，而是对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反映；环境恶化的程度取决于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程度。黑龙江省委党校孙平等按照资本增殖是否经过生产环节以产生新的使用价值的标准，把资本增殖方式划分为职能和生息两种类型，现实中占主导的资本运动方式决定了经济的实体与虚拟属性。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社会形态、发展阶段对于使用价值的需求有着历史的、道德的规定性，要实现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就需要政府对使用价值做出界定以引导资本运动。
关于生态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叶琪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原始逻辑起点，以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逻辑起点，从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以及如何化解生态危机三个层面形成了系统的生态理论。以《资本论》生态思想为指导，她提出了“一大理念，两大支撑，三大行动”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路径。天津市委党校郭桂萍总结了《资本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学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科学的调控。太原师范学院李繁荣等从生态职能角度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有关国家职能的论述进行解读，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生态职能的有关论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福建师范大学黎元生强调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实现机制是生态产品市场化供给的应有之义。从生态资本运动的角度看，生态产品价值的市场实现过程具有延续时间长、域值空间弹性大、区域分异明显等特点。因此，要建立长期稳定的生态产品产权制度，科学评估生态产品价值，探索多元化价值实现方式。
《资本论》阐明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特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等认为，《资本论》以无懈可击的经济事实和无可辩驳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共产主义原理的科学性，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成熟。他们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产品生产和交换方式、共产主义的再生产、经济计划和按比例发展、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共产主义的各种基金、农业和土地制度、教育和人的发展等个方面梳理了《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思想。福建工程学院李小兰从三个层次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即关于社会保障的一般性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批判性剖析和未来社会社会保障的预见性构想，以及对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指导作用。福建师范大学许彩玲等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城乡经济互动发展的思想，以及对我国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理论指导作用。东北财经大学朱成全强调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的。而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当作手段，其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本质的区别。
三、《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次会议从不同方面深化了对《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方法。武汉大学简新华针对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一文提出两点商榷意见。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是否没有创新和原创性经济理论？简新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最集中的体现是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最重大最突出的创新和发展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无论是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没有的崭新理论，是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有些人之所以要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取得的创新和发展，本质原因就在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本就是错误的经济学或者说是早已过时的经济学，只有采用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的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或者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针对林毅夫提出的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有两种路径的观点，简新华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一条唯一的正确路径，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谓的第二种路径实质上是推动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创新与发展的路径，因而与第一种路径完全相反，根本不可能殊途同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立胜强调政治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要协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独特的时空规定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谱系中的特殊类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从经济史角度进行定位，就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规定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近代史的经验表明，只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满足人民需求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广东省政府党组成员、原副省长陈云贤博士构建了一个中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研究对象，以区域政府为研究主体，以区域政府对产业资源、城市资源和公共产品资源的配套政策和行为准则为研究内容，以区域政府竞争为研究核心。他从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区域政府“超前引领”的实践出发，探讨区域政府扮演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区域政府代理着国家政府，对本地区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充当“准国家”的角色；另一方面，区域政府代理着本地区的社会非政府主体，调配本地区资源，培育政策生态，通过制度、组织、技术等创新，与其他区域竞争，以实现本地区经济效益最大化，即“准企业”的角色。因此，在市场中实际存在着企业和区域政府这两个竞争主体。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中，最理想的状态应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运行机制。蓝田书院余云辉博士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思想体系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应立足于华夏文明体系的新视角，从中国“道学”出发而不是从西方“哲学”出发。他以“阴阳合道”为方法论，提出了“商品三重性”理论和“劳动三重性”理论，并再次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涵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武汉大学颜鹏飞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起点范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处于第三次变形阶段的商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起点范畴。这种商品是在双层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以及多种规律或者机制（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制约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特殊的变形商品。他认为，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方向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调节经济发展。山东大学侯风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利益集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阶级的角度对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存在差别。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立胜等在比较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的理论硬核之后，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超越“经济人”和“机械的社会人”，坚持“能动的社会人”这一理论硬核，并由此得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结论。上海社会科学院李正图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并从逻辑与历史一致、理论与实践结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演进到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瑶指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基点的选择，必然要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个话语体系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导向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学界有必要对基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探讨。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南京财经大学卢映西等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迫切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两大问题：一是怎样在市场经济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二是怎样用社会主义优越性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持续的市场经济改造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方式。在《资本论》的指导下，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了以下理论创新：在宏观管理方面，要坚决扭转资本脱实向虚的趋势；在改革思路上，提出了史无前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构想；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创造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强调共同富裕，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中强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华东师范大学陈承明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建立在深刻认识和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的两重性特点及其相容性规律基础上，即在所有制关系上，要充分认识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两重性和相容性；在分配关系上，要充分认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两重性和相容性；在调节机制上，要充分认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两重性和相容性；在理论指导上，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两重性和相容性。南京大学葛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就在于对我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做出系统的、科学的回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强调人民的利益，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标志。四川师范大学丁任重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地位和阶级性特征，并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探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以及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主线的观点。河南大学赵学增回顾了历史上市场与政府的七种组合关系，强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创新既要摒弃极端的自由市场，又不热衷于极端的国家干预，要使市场和政府能够相互渗透，有机融合。中国地质大学常荆莎强调厘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与目标的实质，在于强调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改革必须有利于巩固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辩证统一。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淮北师范大学段学慧等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基本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坚持这一立场的制度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了人民在生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人民立场，必须坚持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四个基本学术原则和底线。福建师范大学黄瑾分析了习近平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的新发展：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生产要满足人民具体的、现实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要实现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生产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福建师范大学黄雯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任务都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均体现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二者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四、《资本论》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全局和长远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本次会议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切实发挥了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针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卫兴华一贯主张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社会主义应当重视初次分配的公平，因为过大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是初次分配不公，而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再分配来实现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优越性是实现共同富裕，这需要从初次分配做起；效率优先，不重视分配公平，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先生产后分配与分配公平不公平是不同的两回事，不能由先做蛋糕后分蛋糕得出重生产轻分配的结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并没有获得西方学界和社会的认同。探究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分化的根源，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原理来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基础。对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既肯定其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会产生分配不公、出现贫富分化的负面效应。为此，需要国家宏观调控，并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指出收入分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增长问题取代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并在实践中造成一系列问题。今后，政治经济学要重点研究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正面、负面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劳动者就业或创业的影响，财富分配的平等程度对政治、社会稳定的影响等问题。西南财经大学何垠等从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同步性、工资性收入倍增和财产性收入倍增三个维度研究收入倍增的物质实现；从幸福指数倍增研究收入倍增的实际效用实现；并且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影响收入倍增的重要逻辑变量，对其与工资性收入倍增、财产性收入倍增和幸福指数倍增的关系加以结构性分析。在此基础上，为我国未来十年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言。
关于经济发展问题。复旦大学周文强调中国崛起，表面上是经济上的赶超，实质是在国家治理能力上对西方的超越。中国崛起具有两方面的理论意义，一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中心论的神话，二是凸显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总结中国奇迹的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但该理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比较优势是不可持续的，认为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往不被看好的不经济的资源会异军突起，同样也让以传统的资源见长的国家一夜之间失去竞争力。二是用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必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如果改革红利不能很好地呈现出来或者说深化改革不成功，那么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将不可避免。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建构，也就是在强化现有国家制度同时推进国家能力建设。福建师范大学黄茂兴等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指出了绿色发展理念的创新内核以及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对人类绿色发展的理论创新。强调加快中国绿色发展应把握好地位、投入、力度、配置、定位等关键问题，确保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从根本上回击对绿色发展的质疑，树立中国经济转型的强大自信。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黄端指出经典理论和发达国家总是把橄榄型社会当作当今社会的桃花源，作为世界社会建设的共同样本。但对《资本论》的研究发现，橄榄型社会是殖民主义留给当代世界的最大谎言，并且是在建设现代社会中必须破解的最大误区。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亟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依据自身条件平等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机遇。福建师范大学黄宁莺较详细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解析了空间的变化给中国城市治理带来的挑战，并探讨了未来我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对策。福建师范大学戴双兴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指导，构建了城市宏观级差地租数理模型。应用该模型测算～年我国30个城市宏观级差地租量，并分析我国城市宏观级差地租的演变规律，阐述城市宏观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福建师范大学王知桂等基于动态耦合模型分析了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经历的低级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极限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协调发展四个阶段的演化周期，指出两者相互耦合，协同演化，可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进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吉林财经大学梁洪学针对我国在推行经理人股权激励的实践发展中仍然存在股权激励模式单一、行业发展不均等问题，提出了若干推进股权激励制度的措施。福建师范大学陈凤娣较系统地阐述了习近平的科技创新思想，它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创新”、“怎么样创新”、“创新应走什么路”和“创新依靠谁”等重要问题。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江西省委党校冯志峰强调要精准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化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将改革理念融贯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积极化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风险。陕西师范大学孔祥利等遵循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其研究发现，产能过剩在我国有着明显的体制转型的历史印记，商品二因素的对立是产能过剩成为可能的起点，资本过度积累为产能过剩奠定了物质基础，流通环节的中断加剧了产能过剩，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比例的失调则是产能过剩形成的根本原因。化解产能过剩最可行、最有效的政策选择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唐文忠等研究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他们以毕业生数量、月收入、自主创业及就业带动等指标分析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数量与质量，并由此挖掘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剖析产生供给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对策建议。
关于三农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刘刚等较系统地梳理了习近平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思想，主要包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不断完善创新其有效实现形式、充分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与长久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并行与放活土地经营权三个方面的内容。福建师范大学祝健等概述了马克思关于农业基础地位、金融发展和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等相关论述，以及对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启迪，提出了促进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福建师范大学林卿分析了我国集体建设用地的由来、构成、利用现状与制度因素；剖析集体建设用地利用中权益与效率问题的根源；提出明晰产权—完善市场交易机制—设立农地发展权—赋予农民完整土地财产权，应是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渐进过程。福建师范大学陈晓枫等分析了“三权分置”改革下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呈现增速快、基数少、占比低、收入差距较为悬殊等特点。随着“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将出现资源禀赋依赖加大、征地补偿收入降低、收入分化进一步加剧等发展趋势。闽江学院张赛玉分析了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发展阶段和主要内容，包括贫困治理体制机制的革新、精准扶贫、思想脱贫、内源扶贫、作风脱贫等内容。福建江夏学院周建群概括了习近平主政宁德期间的脱贫致富思想，包括滴水穿石论、弱鸟先飞论、四下基层论、扶贫先扶志论、发展大农业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论、要致富先修路论、把教育摆在先行官的位置论、闽东发展寄希望于科技论、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论等。福建师范大学鄢奋等分析了我国反贫困政府主导模式的特点与缺陷，基于哈肯模型对我国政府和民间扶贫协同机制展开了研究。
作者黄瑾，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出处：《政治经济学评论》年第8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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