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时节，上海浦东联洋社区的蕙风美术馆，一群居民围着娄自良，在他面前摊开一本本供签名的《战争与和平》。84岁的娄先生刚刚一字一顿地做完了他的“讲座”，讲的是在《战争与和平》里的一些细微之处，他为何要这么翻译，为何与之前的所有译本都不同。托翁的这部巨著他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译完，打开第一页，你就能感受到一种与之前译本完全不同的气息，更高贵，更讲究，更慷慨，有一股聚而不散的力量。
两个初三孩子也来听讲座了，更多的听众都上了年纪。娄先生的语速很慢，两手挥舞起来，仿佛要把一个个字敲进听者的耳朵里似的，脸上的每一道纹理都在给他的论据作证。他在介绍完原文的剧情，即将提出争议点，或者开始自己的论证的时候，会停下来，像雕像一样地注视着你。那一刻的他，魅力爆棚。
“都是些老头儿老太太，他们听完了我的讲座后说，这部书一定要再看一遍，”娄自良说，“后来他们好像真的又聚会讨论了。”联洋社区的文化品质极高，有美术馆，有居民自发组织的文学艺术沙龙。年过八旬的娄自良是他们“发掘”出的一位民间高人。如果你有幸看过沙龙现场，你会明白，用“走红”、“老来俏”来形容大半生坎坷的娄自良，将近乎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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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自良的书柜不大，除了他自己翻译的《死农奴》、《战争与和平》、《鬼》等书，以及他在译文出版社时保留下来的若干社内旧书外，就连俄语翻译界同仁给他的赠书都很少。不过，他说他有完整的马恩列斯俄文版著作，而且都仔细地研读过。另外，一本黑格尔著、贺麟译的《逻辑学》，他不仅翻得旧，而且加满了用中、英、俄三种语言书写的批注和阅读心得。
那是他—年这三年牢狱之灾中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同他十几年的右派历程相比，坐牢这段时间其实都不算太折磨了。他太不走运，所受的磨难超过了他的“成分”、他被认定的“罪名”的限度，不过，鉴于他的健壮、精警、强烈的自救欲望与意志，以及一心向学的虔诚，磨难对他而言又不失一种《约伯记》式的检验。被问起何以专攻《逻辑学》，娄自良讲，这是因为他太想了解马克思理论到底是什么。
“人人讲马克思主义，可是懂黑格尔的有几个人呢？没有黑格尔，哪来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那一套都是从黑格尔来的。”
这是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对他来说，黑格尔就是那时他眼里最大的问题，而一个人如能有条件和精力研究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任何身外的折磨就都不在话下。有书在手，生活就能继续；中断学习，无书可读，荒废了在哈尔滨外语学院以及高级研修班打下的俄语底子，才让他恐惧。
啃书就不可能不涉及翻译。娄自良说，贺麟的翻译是很可靠的：“我后来用俄文版的黑格尔对照过，俄文译的黑格尔和马列经典都是比较准确的。译本质量太关键了，《资本论》这本书，所有人都用王亚南译本，你肯定想不到那里面有多少错，我是研究过的。”
出狱之后，一直到年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这六年时间，他过的是游民生活，白天被派去修防空洞（“比起过去已经是很好的工作了”），收工之后自己读书。说起来，学习还当真回报给他脱离苦海的机会：出版社重视这位俄语人才，立时给他分了房子。在四十五六岁的年纪上，膝下已经有了三个女儿的娄自良，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家。
“我摘了右派帽，也是全靠读书，”他说，“年我在中央编译局出的一本列宁著作里发现一处错误，就写了封信去指出。有个年轻朋友劝我不要写，你写对了，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写错了还麻烦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写了。”
后来回信来了。“他们不知道我是右派啊，信里写了三点，第一，肯定我是对的，第二，再版的时候照着我的意见修改，第三，感谢我对经典著作的关心。我就拿着这封信给民警汇报思想，民警说了：你怎么没有先向我请示？我说，我请示了，你是让我写还是不让我写？你要是不让我写，我怎么办？民警说：那说不定。我又说：你让我写也不行啊，万一我写错了，这是犯了原则性错误，既然你让我写的，这个责任你担吗？我不事先请示，就表示万一错了我一个人承担责任。现在结果来了，你看，我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你汇报。”
当一个人把他富有逻辑的头脑用到了直接关系个人命运的时刻，而且，这种头脑还与他素有担当的秉性相结合的时候，逻辑焕发出了动人的力量。“结果他就把这封信收上去了，最后开群众大会给我摘帽时，他们说，摘帽是因为我立过功——我立过什么功？”
娄自良笑了。绝大多数人都用眉眼、脸和嘴笑，只有很少数的人，是用人格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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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里的错，娄自良也写过信去指出，但都没有回信了。“列宁曾经说，五十年来，因为没有人懂黑格尔，所以没人能懂《资本论》，这个‘五十年来’是指从第二国际理论家辈出的时候以来，就连那些理论家，都不了解《资本论》，尤其是它的第一卷，是按照黑格尔的体系写的。”经过苦心研究，娄自良说：“我想我了解得比王亚南正确。”《列宁全集》的第38卷是列宁读黑格尔哲学的笔记，他去书店买的时候竟然没买到，书店说，买书的人必须有从事哲学教学的证明：“摆明了刁难人。”不过后来，他还是把那一卷配齐了。
搞俄文，弄了一辈子马恩列斯，有人可能晚年要抱憾，娄自良却不是。他利用马恩列斯作品来加深俄文修养，搞透翻译的堂奥。“我这里50本马恩列斯，我一边看俄文，一边看中文，译得精彩的地方，我写一行俄文，写一行中文，对照着读，考虑它是怎么翻译的，词汇怎么选择，这些词汇可不是从词典照搬过来的，都要根据具体的上下文来确定。”
从译文社退休后，娄自良有两年半的时间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负责一个公司，回来之后就开始为文学翻译做准备。他想过翻译《静静的顿河》，但没有得到译文社的委托；他还想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托翁实在太对他口味了，因为托翁的作品最能检验一个译者对人性的兴趣有多么浓厚，理解有多么深刻。
“安娜的丈夫是国家的重要官员，他对妻子可以说是很宽容的，甚至不干预她的出轨，只要她维护他，不影响他的声誉，所以在翻译上，这一点特别需要把握，要琢磨他的讲话的分寸，否则你就会歪曲人的形象。这可不是为官员张目，你要反映他的道德观念，他的处世方式。”
娄先生是真的把书在当人读的。“人”这个字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多重，翻译的分量就有多种。“我是我自己最严厉的审判官”，他常这么讲，翻译错了一点，理解偏差一点，伟大的著作，连带着其中展现的人性，就将白璧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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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丰富起码有一点好处：到晚年，你会成为一些口述史爱好者的宠儿。有出版社编辑请他写自己的故事，他不写，请他写文章讨论翻译，他也不愿动笔，他讲过的一些细节翻译问题，从未形成文字，我们能看到的他的文章，只是他给《战争与和平》等自己译本写的译序或译后记，其中也只涉及了“为什么要把通译‘死魂灵’译作‘死农奴’”等有限的几个问题。他从不愿跟人比个是非高下，但他要说清楚，自己这么译的道理。
“你看我从来不写文章，为什么？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只想做一些自己有把握的事。我写个什么，好了坏了就那样，我翻译一本书，能给人留下一点靠得住的东西。”
翻译是他有把握的事。娄老师没有多少家藏的书，他最大的宝贝是前苏联的四大卷百科词典，每一卷都有一块半砖头那么厚，书脊早就脱了线，斑驳陆离；此外还有几乎相当分量的多卷语法词典。这些书，平着摞起来能过膝。这都是他在哈尔滨买的书，背到上海，从上海被发配去新疆时他背了过去，“后来我一定要辞职回上海，把这些书又都带回来了。”
在新疆，他被安排到中学里教课，“我一盘算，我要是在这里教个七八年，俄语就全完蛋了，语言这东西不练怎么行？”在上海，他毕竟有上海图书馆可泡。他住在曹家渡的亲戚家里，茅檐低小，天花板上往下渗尿，用“陋室”来描述都是美化它了。语法词典没处放，就搁在了临窗户的地方，结果被邻居孩子顺手拿走一本。这件事，让娄自良有点遗憾。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一直干到退休，他除了编百科全书外，只是翻译过两本哲学书，以及若干俄文或英文的短篇小说。年，老友戴骢编一套“外国文艺丛书”，让娄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俄文作品，他选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书成之后，定名为《温柔的幻影》，浅蓝色封面略显简陋。二十多年后，另一家出版公司把娄译的所有茨维塔耶娃结了个新集，定名为《除非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
发布会也在蕙风美术馆举行，社区里爱好文艺的老中青声情并茂地朗读，还给茨维塔耶娃献给捷克的诗配上了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译文社领导找我去参加‘外国文学进中学’的活动，待遇还很不错，我推辞了，”娄自良点起了烟说，“但联洋社区这里我就去，因为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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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娄老师您最喜欢的自己的一部译作是《战争与和平》吧？您在读书时就把它读完了吗？
A：那是六十年前的事，那时虽然进修俄文，能读懂的原著少得可怜，《战争与和平》是坚持读完的，但是实在不敢说读懂了多少。
Q：关于《战争与和平》里细微的翻译问题，您能举个例子否？
A：我就说打开书第一页，别的译本里都写“玛丽太后名声很大的女官和心腹某某某”，一天早晨，派了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听差”送“请柬”，请柬上写“伯爵/公爵，如果您没有其他事，如果您觉得可疑，今晚某某时我恭候您。”所有译本，都是“女官”、“穿红色衣服的听差”，送“请柬”，等等。
看上去没毛病吧？全都错了。我是有理由的。这个“女官”其实是“宫女”，也是贵族，是从小就被放在宫里服侍宫中女眷的人，所以她没有官职，但她是太后的亲信，是心腹人，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那封请柬里的措辞，并不是“某某伯爵，今晚我恭候”等等这么正式的词，原文的顺序是“如果您，伯爵（或公爵），没有什么更好的安排，那么今晚七点到十点我在舍下恭候”等等，这不是正式请柬，是一封“便笺”，因此太后让她的心腹女仆送去。
还有“穿红色衣服的听差”，我翻译成“英俊的男仆”。因为这个邀请是太后以私人身份作出的，所以她派出的人也不是正式听差，而是男仆。俄文原文是一个形容词加一个名词，字面上是“红色的听差”或“红色的男仆”，别的译者猜测，这是说这个人穿的衣服是红的，其实错了。“红色的”是直接形容男仆，而那些译者不知道，在19世纪托尔斯泰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这个单词有“美丽、漂亮、英俊”的意思。
这三个细节，同作者的写作意图直接有关，托尔斯泰强调了晚会的私人性质，在后边是有照应的。比如说，晚会上邀请的人都是当时彼得堡第一流的高官显贵，第一个来赴约的瓦西里公爵，一见面的时候，宫女对他用法语讲了一段话，里面有一句“你说你是我的忠诚的仆人”。这是一个宫女，没有官职，为什么她能用这种口气来跟公爵说话？公爵为什么甘心在她面前卑躬屈节？原来公爵对她是有所求的，公爵希望能够通过她游说太后，把自己的儿子派到国外去当外交官。只有太后的心腹人，公爵才能这样去同她交流。这部小说里像这样需要细心琢磨的细节不计其数，你说，不把每个细节琢磨明白，你能把每一句话翻译正确吗？
Q：这么细致的翻译，一本书要花的时间，别人都难以想象吧？
A：《战争与和平》的翻译我花费了两年零八个月。我为了翻译放弃了很多东西，包括喜欢的乐器之类。我为自己挑的译作都是经典书，不是别人给我什么我就翻译什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鬼》（以前一般译作《群魔》），上海译文社起先请荣如德翻译，他译了五千字后说干不了了，还说五千字可以赠给继任者。我把这个活儿接下来，但那五千字我不要，因为我必须自己去接触原著，不能受现有译本风格的影响。
Q：您书架里有一本《被侮辱与损害的》，是李霁野的译本，也是名家，您觉得翻译如何？
A：内容我不敢说，我翻译的这本书，书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因为只有两个形容词，我认为是不通的。我把鲁迅的“死魂灵”翻译“死农奴”也是因为“死魂灵”不通，魂灵是不会死的，哪里来的死魂灵呢？而且这本书跟魂灵完全没有关系。我翻译的时候是查过俄国的农奴制资料的，知道在这里只能取那个词的另一意思：农奴。有人说我在冒犯鲁迅，我说，鲁迅先生地下有知，也会觉得你们这些后辈不成器：我错了你们干吗跟着我错？
再举一个例子：黑格尔辩证法里的“正反合”你知道吧？正题—反题—合题。但是原文是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注：此三词的俄文基本类同英文），thesis是“论题”，并不是“正题”，因为在没有走向反面、成为“反题”的时候，是谈不上“正题”的。因此“正反合”应该译为“论反合”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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