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兄妹十人的大家庭中，无论你怎么出色，也很难得到家人的特别关爱。顾准在家被称老五（兄弟排行），父亲姓陈，有点文化，懂中医，后来做棉花生意发了点小财，但很快生意又日渐清淡，总之顾准的家境一直都比较艰难。
事实上，顾准的父亲有俩个老婆，她们是姐妹。顾准的母亲是妹妹，顾准前面几个兄弟都是大娘所生，他是这边的老大，由于母亲的家中没有兄弟，所以自幼随母姓（这或许是外祖父母答应他老爹娶小姨子做小老婆的条件吧）。
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最崇拜他这个五哥，一直到老了还免不了在内心嘀咕：都是一个爹妈生的，智商差距怎这么大呢？（其实陈敏之先生也很了起）
顾准12岁读完初中，个子却像个八、九岁小学生。此时家里也没钱再供他继续念书，经人介绍，他来到由潘序轮先生创办的立信会计事物所，当了一名拿一点点薪水，但包吃住的练习生，其实就是打杂，有点类似于外国公司的Officeboy.
说到立信会计事物所，就要谈一谈创始人潘序轮。这家伙也是个奇才。由于出身豪门，潘序轮年轻时是一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整天花天酒地，尤其喜欢赌博。直到27岁，有一天不知被什么事情触动了他的神经，忽然之间幡然悔悟，决定出国留学，没两年就拿了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随后又跑到哈弗大学，又拿了个经济学博士。
年，回到上海的潘序轮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开的公司商行等经济实体，仍然采用老式帐房先生的方式，根本不知现代会计是啥玩艺儿。于是乎，他先是开了一家名叫立信会计事物所，后来干脆搞了一个会计补习夜校，不用说，夜校打杂的事归顾准管。做完手上的事，顾准就坐在夜校后面的空位子上，等学生们下课后自己再去打扫教室。就在这等的过程中，百无聊奈的顾准也就听起课来，他既没有教材，又不好意思做笔记，全凭记忆听完了所有的课。
有一次，同学们针对一个“难题”，下了课还在教室里争论，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顾准在一边正等着他们回去，自己好打扫教室，可这些人越争越起劲，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顾准忍不住插上一句，说这么这么一弄，不就解决了吗？学生们不等他说完，纷纷训斥道：“一边去，小赤佬！”——恰好此时潘序轮从门口经过，他听到顾准的讲解，大为惊奇，不仅完全正确，而且比教材更简捷清晰，于是把顾准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详细地问了顾准一些会计方面的学问，竟然发现，他这个博士都没有什么可以再教顾准的了。
而且，潘序轮发现，顾准对会计学的表述，比他更到位。
于是决定，让顾准担任夜校的会计教师。第二天顾准走上讲台，学生们一看是这个打扫卫生的小孩子，于是破口大骂，硬是把顾准赶了下来。潘序轮没办法，只好让顾准先跟着自己，每个月还多给了顾准几十块大洋。这样差不多过了一年左右，顾准终于慢慢被学生接受。
年，顾准写出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银行会计专著，那年他19岁。后来还陆续出版了诸如《中华政府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等五、六本会计专著，成为国内最有权威的会计专家之一，这些成就都在他21岁之前。
潘序轮是一个自视极高的人，但他对顾准的评价是：
“弟才十倍于我”。
此时的顾准，不仅是立信会计学校夜校部的主任，同时还在之江、沪江等几所大学做兼职教授，每月收入高达大洋。当时上海一个黄包车的月包车价是2块大洋。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18岁时，顾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20岁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除了本职工作，顾准大多数时间都忙于革命事业。对此，潘序轮是知道的，他本打算将来把学校全部交给顾准，看到顾准如此热衷革命，虽不公开支持，但也在多方面给以帮助。他减少顾准的日常事务，充分给顾准工作的自由。
年，顾准离开上海，参加了新四军。他先后在苏南、苏北、延安等地工作和学习，直到年上海解放，才同陈毅一起回来，期间担任上海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
年，三反五反，顾准由于和领导产生意见分歧，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年，可能是领导的良心发现，顾准被调到北京，任中央建设工程部财政司司长。
年，顾准调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兼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南信阳劳动改造，差点饿死。年摘帽后重返经济研究所，年，顾准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再次下放到河南。年顾准回到北京，整天泡在图书馆，年12月3日，顾准医院（医院），享年59岁。
顾准死前，极想和自己５个孩子见上一面，为此不惜签下承认错误的文件——此前有关方面答应，只要签字，不仅可以摘帽，还能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但他坚决不签，后来人家说，签了字你的孩子们就会来看你，顾准签了，但孩子们一个都没来，不仅没来，最小的那个孩子，一位高中生，还写来一封“断绝书”，不承认有他这样的父亲。后来这个孩子，成了北京市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位理科状元，现居美国，与国内断绝一切来往。而顾准的一位女儿，据说是一位坚定的茅粉。
顾准的正式学历是二年制初中。他十几岁写会计专著时，需要外文参考资料时，多由潘序轮帮忙，所以有几本书二人共同署名。后来顾准觉得不方便，所以就自学起英语来，很快就达到可以独立翻译熊彼得经济学专著的水平。顾准读《资本论》，先是看译作，后来看英文本，对中译本某些章节，觉得译得不好，就干脆自己重译一遍。
从参加革命到年去世，顾准用了四十年的时间，追寻他的革命理想，这期间无论政治上遭遇怎样的磨难，他都是从马列著作当中去寻找答案。直到去世前的二年，即年，他忽然对古希腊的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在写给陈敏之的信中透露，他计划用10年的时间——也就是他今后的生涯，去弄清这个问题。
那么，他在希腊文明中究竟找到了什么？没人能完全知道。因为他留下的只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很多时候，一个严肃学者越到晚期，写作便越谨慎。当他认为可以成熟某个观点时，会整理尽量全面的材料去佐证，而往往一个新的材料又会引出一种新的观点，于是又放下旧的一切。就像马克思晚年，他写下上千万字的读书笔记，一个字都不发表。就连费劲心思的《资本论》，也是写了一半就搁置一边，不再继续下去。不像二十几岁的时候，一本《共产党宣言》，伏案就写完草稿，写完之后就让恩格斯去抄写和润色，回头看一遍，签下名就OK。
顾准的思考和写作，有点像晚年的马克思，没有丝毫的功利目的。在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之前，他不会轻易地下结论，但他的方向一直没有变，——从希腊文明中去发现，那里一定会有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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