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今天，我们可以读到极为丰富，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然而，对于这些文本究竟如何整理，出版，随后译介到中国，并经历种种修订校对，最终形成今天的样貌，人们却知之甚少。同时，对一些马哲中的重要概念，如“辩证法”、“共产主义的幽灵“如何被翻译成今天的模样，人们也所知不多。因此，“经典永流传”这一栏目旨在介绍马恩文本的写作、出版、译介的历史，将将文本流通史与概念史结合，让读者一窥经典流传背后的故事。
本期我们继续带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与争论，一同探索《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马克思恩格斯过世后被重新发现的过程与发生的争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与争论
满载而归：梁赞诺夫的柏林之行
上一次我们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没有能在马克思生前按时出版。同时，一些马克思的研究者甚至对这部书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许多人认为，《形态》不过是一本可有可无的著作。那么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德意志意识形态又得以重见天日呢？这与一个名叫梁赞诺夫的苏联人有关。
梁赞诺夫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这个研究院可以说是列宁“钦定”的结果。在当时的苏联，由于缺乏一个足够专业和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发生了许多乱象，给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带来了不少困扰。例如，当时的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我们）竟然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翻印革命前出版的、被沙皇政府书刊检查机关删改得不象样子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特别受到损害，这本书的大部分版本（年以前大约出了四十版），都是再版的年经过检查的版本。”
所以，成立一个比较权威的研究机构就显得尤其重要了。研究院成立后，列宁亲自过问了与之相关的诸多事项，给研究院拟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年，梁赞诺夫前往柏林，开始收集马恩文献。他的这次柏林之行成就斐然，不仅收获了一大批珍贵手稿，更是发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宝物。按照事后的回忆：
“年夏天，梁赞诺夫被派往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全面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的照相复制工作，包括复制他直接从伯施坦手中费劲地搞到的一些著作，首先是《德意志意识形态》ー书。除这本科学共产主义极为重要的著作外，还发现和复制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年和-年的经济学手稿（即《资本论》各卷的另一种稿本），格斯未完成的爱尔兰史的手稿和许多其他手稿。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就捜集到约七千张照相复制品。”
追根溯源：梁赞诺夫的发现
那么，梁赞诺夫究竟是怎样找到这些珍贵资料的呢？既然要收集文献遗产，那就少不了追溯一下这些文献的传递线索。理论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大致有着如下的传承谱系：马克思去世后，他的藏书，手稿先是属于亲密战友恩格斯，和第三个女儿艾琳娜，随后被移交到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手中。
然而，按照梁赞诺夫的叙述，在实际的传承过程中，情况远比理论上要复杂，以至于马恩手稿的实际传承显得十分混乱。一个重要的意外情形就是，按照德国法律，恩格斯不能直接把遗产移交给一个德国党派，也就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他只好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将手稿赠送给了他最信任的两个人：倍倍尔和伯恩斯坦。
恩格斯在伦敦去世，他所留下的藏书、手稿自然也都存放在英国。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伯恩斯坦等人十分努力将位于伦敦的马恩藏书搬运到柏林。但是，这一搬运工作并未全部完成，在伦敦依然有部分文献遗留。此外，梁赞诺夫还发现，有部分文献被保存在法国的拉法格那里，拉法格是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的丈夫，一直与艾琳娜保持密切联系，梁赞诺夫推测，这些手稿或许是艾琳娜留下来的。因此，在梁赞诺夫的时代，这些手稿和文献其实已经被分散在了英，法，德三个国家。
空间上的分散无疑加大了梁赞诺夫收集手稿的困难。除此之外，许多重要手稿并没有得到妥善保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收集、整理工作带来了困难。根据梁赞诺夫的回忆，他对当时的保管之粗疏印象深刻：
“在年，（我）看到这些藏书被胡乱地摆放在柏林的几间房子里。当已经去世的普凡库赫指给我看恩格斯的军事学藏书时，他带着一丝怀疑甚至是轻蔑说道，与理论家所表现出的吃惊状态相反，在他们这些实践家看来，这些书只是一些多余的甚至是具有干扰性的负担。实际上那些军事学书籍，除了一些零星的卷次外，什么也没留下来……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留下的数千书卷，连同可能包含其中的他们自己的评注和笔记，或许都将始终消失在马克思研究的视域之外。”
正如梁赞诺夫所说，许多文献或许就这样消失在了马克思研究的视野之外。但幸运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如此淹没在历史中。它在许多文献中留下了痕迹，这些痕迹最终为梁赞诺夫顺利寻获《形态》手稿提供了线索。
梁赞诺夫的第一条线索是马克思本人的记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到，自己写作过一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大书。他在《导言》中提到了自己的一篇评论文章，并且说：
“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的补充。”
不过，仅凭这样的记述，我们最多只能断定《形态》的存在，还不足以找到它的踪迹。因此，另一条线索就十分关键了。当时，有一个名叫古斯塔夫·迈耶尔的德国人写作了一本《恩格斯传》。在《恩格斯传》当中，他也提到了《形态》，并且对《形态》做出了一些新的说明与评价。这无疑说明，迈耶尔看到过《形态》的手稿。而梁赞诺夫恰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回忆当时的情形：
“在他的书中，我们找到了特别有趣的一章，大约是在第-页，这也是迈耶尔这本书最有趣的一章。它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东西……我很想知道，迈耶尔是如何完成他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明的。在他的说明里他这样讲到：伯恩施坦非常热心地帮助他从恩格斯的遗著中找来了一些手稿供他使用。”
通过迈耶尔，梁赞诺夫获悉《德意志意识形态》藏在伯恩斯坦手中。因此，在年的柏林之行中，他能找上伯恩斯坦并发掘出《形态》手稿，也就毫不奇怪了。
无果而终：梁赞诺夫与迈耶尔之争
不过，虽然这次成功的发现给梁赞诺夫的研究院带来了巨大的声望，但也引来了一场笔墨官司，迈耶尔和梁赞诺夫就究竟是谁“发现”了《形态》手稿展开了一场争论。我们已经看到，在梁赞诺夫搜索《形态》的过程中，迈耶尔的《恩格斯传》无疑给他指明了方向。事后，梁赞诺夫写作了专文回忆自己发现《形态》的光辉往事。然而，在这段回忆中，他却对迈耶尔评价不高。他这样看待迈耶尔的研究成果：
“迈耶尔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直到最近他オ成为ー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者更准确讲：民族主义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在机理上没有能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哲学和革命的学说。他最多可以将恩格斯理解成一个良善的爱国主义的德国人。”
事实上，梁赞诺夫如此“低看”迈耶尔，确实有他的理由。在梁赞诺夫之前，无论是上一讲提到的，马克思的传记作者梅林，还是《恩格斯传》的作者迈耶尔，甚至是恩格斯手稿的继承者，一直持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伯恩斯坦，都没有意识到《形态》的重要性，但梁赞诺敏锐地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身影，并向大众揭示了它的价值。因此，他断言迈耶尔“没有能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哲学和革命的学说”也就不足为怪了。除此之外，梁赞诺夫对迈耶尔的编纂能力也多有质疑。他说：
“迈耶尔是一个记者和资深的报纸通讯员，他直到现在还有记者和报纸通讯员的习惯。甚至当他写一本学术著作时，他也没有说清楚他使用的是哪一手稿。”
对于梁赞诺夫这一近乎“过河拆桥”的评价，迈耶尔无疑是狂怒的，他表示，梁赞诺夫以手稿的发现者自居，但实际上，《形态》从未丢失，自然也谈不上发现：
“他根本用不着为‘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作这次旅行。我们真心地对他完成了全书的印刷（尽管暂时还不是以原文语言）表示赞许，但是人们根本用不着去发现那从来没有丢失的东西。”
这场争论最后无果而终。梁赞诺夫受到苏联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先是被“发配”到了边远地区的图书馆当了一个普通的馆员，后来又被清洗。由此，他和迈耶尔的笔墨官司也因此以一种有些凄惨的方式画上了句号。但在今天的人看来，迈耶尔和梁赞诺夫都称得上是《形态》的发现者：前者从故纸堆里将《形态》刨了出来，后者则充分认识到它的价值，并赋予了它真正的学术生命。因此，或许可以公允地说，《形态》被赋予了两次生命，而两个赋予它生命的人，都值得铭记。
参考文献
[1]大卫·梁赞诺夫,李乾坤.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J].江苏社会科学,(1):-.
[2]古斯塔夫·迈耶尔,苗甫.“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J].江苏社会科学,(1):-.
[3]赵玉兰.论梁赞诺夫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渊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
[4]赵玉兰.梁赞诺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吗?——对一桩历史公案的述评[J].教学与研究,,V48(5):77-83.
[5]孙奎霞.论梁赞诺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整理和传播的理论贡献——兼谈梁赞诺夫和迈尔的争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32(1):12-18.
THEEND
经典永流传
下期预告
下期我们将带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三辑，介绍《德意志意识形态》如何被译介到中国，并经历了哪些修订。
作者
谢廷玉
编辑
周心怡
谢廷玉扫一扫下载订阅号助手，用手机发文章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