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专题
优秀征文选登
大家好哇，两个月前我们发布了抗疫专题征文的通知，收到了很多质量颇高的稿件，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ω??)?，我们选择了其中四篇文章与大家分享，它们或者见解独到，或者真挚动人，相信会给你我带来不一样的思考和感受。
马克思《资本论》对传染病的考察与现实启发
浅夏
自年12月武汉市首次发现新冠肺炎患者至今，短短几个月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蔓延，成为了全球性大流行病。这一传染病疫情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与挑战，也重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人类自进入21世纪以来面临的一次深重灾难。事实上，人类与传染病之间的斗争在人类文明史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各种传染病总是循环往复地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挫折与伤害，一次次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关切，很多人类思想家都对各自时代发生的传染病进行过思考和反思。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也同样考察了他所生活时代的传染病，这些考察集中体现在他的后期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因而其对传染病的主要考察对象是作为被剥削者的劳动者群体。
01
传染病在劳动者中的产生与传播
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使传染病更容易在劳动者中产生与传播，这主要体现在劳动者身体素质的下降，劳动者不卫生的工作、生活环境，以及劳动者对传染病的无知等三个方面。
（一）传染病与劳动者身体素质的下降
在马克思看来，传染病在劳动者中的产生与传播，很大程度上可被归结为劳动者身体素质的下降。而造成劳动者身体素质下降的原因，主要有过量劳动、吸食毒品、饥饿以及营养不良等等。
在论及工厂主、领主贪求剩余价值时，马克思考察了由过量劳动引发的劳动者身体素质下降。马克思指出，多瑙河诸公国的组织法把工厂主、领主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榨取变成是合法的，虽然英国的颁布的工厂法对劳动日进行了形式上的限制，但这仅仅是在劳动运动日益兴起，从而对资本再生产造成威胁的情况下的结果。[1]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盲目贪欲会导致国家活力走向枯竭，“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高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由劳动过量造成的劳动者身体素质下降，有时甚至会体现为特定劳动群体的整体退化。如在汉利行医的布思罗伊德医生曾指出：“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1]格林豪医生也指出，在斯托克·托伦特和沃尔斯坦登两个区域，甚至有约半数20岁以上男性陶业工人会死于胸腔病。[1]在年童工委员会的报告中，医院的主任医生阿利奇曾对陶工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过系统论述，他写道：“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不长，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病，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1]
劳动者中普遍存在的毒品吸食也会导致其身体素质的下降。在论及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时，页下注中引述的《公共卫生第6报告》记载道：“扩大鸦片剂的销路......已成为某些有胆量的批发商的主要目的。药商认为鸦片剂是最畅销的商品。’（同上，第页）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像小猴子’。”[1]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本质，由劳动者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鸦片甚至还存在着掺假问题，“把从伦敦34家药房买来的34个鸦片样品进行化验，发现其中31种掺有罂粟头、面粉、树胶、黏土和沙等物，而且许多样品连一个吗啡原子都没有”，[1]对毒品的吸食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劳动者身体状况的恶化。
饥饿和营养不良同样是造成劳动者身体素质下降的重要原因。如在论及兰开夏郡工厂主对工人工资的克扣时，马克思感叹道：“难怪在兰开夏郡的某些地方发生一种饥饿病！但比这一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像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1]“这些实验不仅靠牺牲工人的生活资料来进行，而且还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1]在论及劳动者的伙食标准时，马克思在页下注中对《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一书作者弗·摩·伊登爵士的观点进行了转述，说他极力地给贫民习艺所的主管人推荐拉姆福德伯爵发明的乞丐汤，还用责备的口吻提醒英格兰劳动者乞丐汤是很适合他们食用的。[1]在论及不列颠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时，马克思介绍了年英国枢密院医官西门博士对城市工人营养状况的调查，调查报告中写道：“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1]马克思进一步引述了《卫生报告。第6号报告。年》中的话，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作出如下评价：“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1]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与传染病的流行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如在论及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时，马克思在页下注中再次引述了《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年》中的话，指出在威尔士的西南地区，“当地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承认，随着居民身体状况的恶化，由结核病和瘰疬病等等引起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了，并且一致认为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由贫穷造成的。”[1]
（二）传染病与劳动者不卫生的工作、生活环境
除了身体素质的下降以外，劳动者拥挤且不卫生的工作、生活环境也促成了传染病的产生和传播。
由于劳动者不卫生的工作环境，染布业和服装业成为了传染病的重灾区。在论及英国工厂立法对劳动时间的强制法律限制时，马克思在页下注中对“露天漂白业者”的工作环境进行了考察，指出工作环境的温度过高使这里女性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十分堪忧，并引述了《工厂监督专员报告。年10月31日》里一位医生的一段话：“......我在这些女工中行医的经验使我断定，她们的健康状况比纺纱女工坏得多......她们中间最常见的病是：肺病、支气管炎、子宫病、恶性歇斯底里和风湿症。”[1]在论及女服装工空气不流通的工作环境时，马克思在页下注中引述了莱瑟比医生的话，指出：“......而她们劳动场所空气闷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1]在关于资本家节省劳动条件的考察中，马克思指出建筑物的节省、通气设备的节省再加上劳动时间的延长，共同提高了劳动者呼吸器病的发病率和劳动者的死亡率。[2]资本家对劳动条件的节省带来了不卫生的工作环境，而这是以牺牲劳动者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虽然劳动者有权向雇主要求有一个卫生的工作环境，但在现实中他们却不可能如愿，不仅如此，“......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争取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不管立法者设想的意图是什么，工人也不能指望从那些实施卫生警察法的官员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2]
随着工商业都市中资本的迅速蓄积，其对劳动者数量的需求也大幅增加，但这些新流入的劳动者并不能被安排条件良好的住宅，而是不得不挤在人口密集、卫生条件极差的位于偏街陋巷的房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传染病的产生和传播。在论及不列颠工业工人中的报酬微薄阶层时，马克思引医院恩布尔顿医生的话，指出：“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1]一位名叫贝尔的布拉德福德贫民诊所医生这样描述劳动者的居住条件：“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是引起疾病和死亡的中心。”[1]当然，并非劳动者不希望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而是他们实在是无能为力，改善生活环境很可能意味着要饿肚子，就像西门博士在一个卫生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么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1]然而对于劳动者极不卫生的生活环境，地主和资本家不仅无动于衷，甚至还要试图从劳动者那里榨取到更多的房租，“有些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1]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不仅传染病很容易产生和传播，而且“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1]即使有少数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暂时还过得去，但却可能很快就会再次变得难堪起来，因为总是有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者不断涌入城市，“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像样的工人住房变成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像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房一样。”[1]
（三）传染病与劳动者对传染病的无知
在论及大工业在近代制造业引起的革命时，马克思曾提到，在未采用织机的丝织工厂中部分女工要从事清理烂布的工作，这些烂布来自于世界各国，且极其不卫生。“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1]而这些女工对于清理烂布这一工作的危险性却毫无认识。不仅如此，当已经感染了传染病的劳动者来到劳动者聚集的公共空间中时，其他劳动者也意识不到自身将要面临的危险。在斯密斯医生的卫生报告中，如实记录了拥挤生活环境造成热病聚集性传染的一个例子，一个温格雷夫的年轻人带来了热病，“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9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功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9人中有5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1]马克思还提到了一些流动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因工作性质的原因必须不断地更换就业地点，并在流浪劳动的过程中住在临时建立的、没有卫生设备的野营中。这些流浪劳动者毫不知情的是，事实上他们“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它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它扎营的附近地区。”[1]这些流浪劳动者在自己感染传染病后豪不知情，他们不仅没有被有效地隔离起来，而且还不断更换工作地点，把传染病带到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劳动者在感染传染病后故意隐瞒自己得病的事实，这不仅使得传染病患者的数目无法得到准确统计，还会使其他劳动者在被蒙蔽的情况下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1]甚至官方对劳动者死亡率的统计也是不实的，是做了手脚的。很多劳动者在城市里得了病后就再次回到了农村，而这部分人的死亡并不会被统计在城市死亡人口中。如在谈及伦敦关于劳动者死亡率的统计时，马克思提到了卫生部门主管人员约翰·西蒙的观点：卫生报告中对伦敦25-35岁劳动者死亡率的统计数字被大大缩小了。[]
尽管英国医生曾一致声明为了限制肺病的流行，工厂中的每个劳动者应至少占有立方尺的空间，但迫使资本接受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1]资本唯一关心的只有自身价值的增值，劳动者所代表的劳动力只是它自由购买、自由消费的商品。若劳动者对更好的工作环境的追求妨碍了资本的增殖，资本就会将不良工作环境的后果（即疾病）合法化，将其作为自身的生存条件之一。在传染病大流行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无知与他们对疾病极低的承受能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点，或者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们完全毁灭。债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须的家具被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贫民手册。”[1]劳动者的贫困状况使他们完全承担不起感染传染病的代价，但他们对于劳动过程中面临的传染病威胁及其防治措施却常常一无所知。
02
资本主义社会对传染病大流行后果的应对方式
传染病大流行一方面造成劳动人口的下降，另一方面给资本家带来或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在传染病大流行造成了上述两种严重后果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应对方式则是以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为核心考量，而不去考虑这些应对方式将会给劳动者造成的伤害。
（一）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人口下降的应对方式
传染病的大流行会快速增加社会人口的死亡率，造成人口下降。劳动者不卫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贫乏的经济状况、以及对于传染病的无知，使他们在面对传染病时比其他人口更加脆弱，在传染病大流行时有更高的死亡率。对于传染病大流行造成的劳动人口减少，资本主义的应对方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以增加劳动时间的相对剩余，强化对劳动者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使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二是延长绝对劳动时间以增加劳动时间的绝对剩余，使较少的劳动人口能够被榨取出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
劳动人口的下降会间接地对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但这种冲击对于劳动者自身经济状况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马克思在谈到贫困与绝对过剩人口的关系时就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随那次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1]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绝对过剩人口不能决定劳动者的经济状况，而真正会对劳动者经济状况产生实质影响的是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越多，劳动者受资本家的剥削就越严重；反之，相对过剩人口越少，劳动者受资本家的剥削也就相对较轻。随着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装备的改良，必要劳动时间被压缩，劳动者的相对剩余价值被更多地榨取了出来，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也被不绝地生产了出来。其结果就是，一方面有工作劳动者的生活变得愈发艰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失业者，陷入更深层的贫困和疾苦当中。除此之外，资本家还会通过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方式加大对劳动者的剥削，以应对劳动人口的下降。在论及有关标准劳动日的斗争时，马克思提到了这样一个事例：制定于年的劳工法曾以造成人口减少十分之一的鼠疫为借口，对劳动者的工资和劳动日进行限制，以增加劳动者的绝对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并控制劳动者剩余劳动量的价格，用有损劳动者工资收入、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方式最大化雇主的利益。[1]
（二）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规避、补救传染病带来的经济损失
除了劳动人口的下降会间接冲击资本主义经济以外，传染病大流行还会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更为直接的冲击。这种直接冲击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资本家需要给为其工作的劳动者提供最低程度的救助，使他们能够活下来，而这会直接增加资本家的开支；二是传染病对资本家的经济业务造成直接冲击，使资本家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对于第一种情况，资本家往往会在传染病大流行等特殊状况发生之前，就早已准备好相应的避险对策，从而在危险状况真正来临时，能够最小化对劳动者承担的责任和相应的经济损失。在马克思引述西门博士的卫生报告中谈到了这样一个事例：为了最大程度减少为农业劳动者缴纳的救贫税，规避在传染病大流行等特殊状况发生时为农业劳动者提供经济救助的风险，英格兰各教区会尽可能减少教区内居住的农村劳动者数目，让劳动者每天走更多的脚程从他处来到教区工作。[1]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地主以不为劳动者提供教区范围内住宅的方式，规避传染病在劳动者中的大流行可能带给他们的经济损失，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于不顾。
对于第二种情况，马克思考察了传染病大流行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即资本主义社会对动物疫情给资本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对。在论及《泰晤士报》与棉业制造家代表博德尔之间关于劳动力移住国外问题的争端时，马克思在页下注中对比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的无情压榨和动物疫情爆发时对租地农业家的慷慨援助。为了支持国内工业，让资本家可以从劳动者那里获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英国议会不肯对劳动者的国外移住批准任何支出，甚至通过法律的方式使不具备出国所需经济条件的劳动者被迫卖身于资本家，被幽闭在工业区的“贫民收容所”中，在无法被给予标准工资的情况下接受资本家的压榨，甚至被维持在一种不生不死的状态中苟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年后，当牛瘟流行的时候，议会甚至粗暴地打破议会惯例，立即批准数百万来补偿百万富翁地主们的损失；他们的租地农场主显然由于肉价上涨而未曾遭受损失。”[1]传染病大流行时，英国议会的费用支出遵循着这样的一个效用衡量标准：最大化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和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压榨，最小化资本家的经济损失和对劳动者的救济与工资支出。当动物疫情给资本家带来了直接经济损失时，资本主义社会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来为他们弥补损失，这甚至超过了为避免和遏制传染病在劳动者中大流行所作出的努力。在马克思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命还不如资本家手中的货币更有价值，为了维护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劳动者的生命是允许被牺牲掉的。
注释：
[1]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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