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25日，最后一个天花病人在非洲索马里被发现。之后，地球上再也没有出现天花病人，天花——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之一，从此绝迹。
在中国境内，这一刻来得更早。随着年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的痊愈，中国再未出现天花病例。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确证，中国自年代起再无天花病例。
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第33届大会正式宣布，人类已经彻底消灭天花。
迄今为止，天花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用科学方法消灭的唯一传染病。
天花是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天花病例，是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可以推算，从公元前年拉美西斯五世之死，到年天花被宣布根除，这一曾经让人类恐惧的传染病，在历史上肆虐了多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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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白山黑水的爱新觉罗家族，对天花有着恐怖的黑色记忆。
皇太极在位时期（一）是后金对明朝战争的关键时期，然而，皇太极主动发起战争，一般都是九月至次年三月，而四月至八月，往往按兵不动。
这种打仗的节奏，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原来，满洲人害怕天花。
天花是由感染痘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又叫“痘疮”或“出痘”，长期没有特效药物能够治疗。天花病毒繁殖极快，能在空气中以惊人速度传播。凡未患过天花疾病或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群，不分男女老少，都有可能感染。
一旦感染，很容易产生并发症状，可导致失明，病死率高达30％。即使愈合，脸上也会留下麻点，严重破相。
满洲人原居塞外，天气寒冷，一般不生痘疹，所以身体中没有免疫力。进人中原之后，他们一旦染上天花，极少能幸免于难。
天花病毒性喜炎热，通常在夏季流行，冬季很少传染，故而，满洲人避开夏季，选在冬季用兵。
如果万不得已要在夏季出征，皇太极也会硬着头皮派兵，但这时派出的将领大多是出过痘的人。这些人身体中有了免疫力，不会再感染天花。
明朝在与后金的战争中，抓住满洲人这一身体弱点，制造天花来对抗对方的军队。效果，竟然胜过千军万马。
皇太极的重要谋士高鸿中曾提到，他非常担心恐痘症的存在会成为后金军事行动的一大阻挠。他说，明朝人“皆知我国（后金）怕豆子，恐他以此用计，多寻出痘孩子置于道路间”。
年，五月，皇太极派多尔衮出征，按理，多铎应出城相送，然而他却躲在家里玩乐。皇太极发现后，很生气地说，我也在“避痘”，但还是到现场相送，而你居然假托“避痘”，携妓在家开Party，这还是兄弟吗？
越怕啥，就越来啥。入关后没多久，多铎真的染上天花身亡，年仅36岁。
多铎不是满族皇室唯一的中招者。礼亲王代善有3个儿子、1个外孙死于天花。英郡王阿济格的两个妻妾，均在北京城感染天花而亡。顺治帝，24岁时死于天花。
当时在京的史学家谈迁说，满人自入北京“多出疹而殆”。顺治的第三子玄烨，命大，出疹而不殆，去鬼门关走了一遭而痊愈，获得天花免疫力，于是被立为皇位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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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病毒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传入我国，汉将马援兵讨交趾国（今越南）时，由战俘带进来的。到了十五世纪，由于交通日益发达，世界人员往来密切，天花才开始在中国广泛流行。
爱新觉罗家族虽然被天花搅得一片惊恐，但他们建立的帝国总算延续了下来。而且在长了一脸麻子的康熙的带领下，走向强大。
放眼世界，很多帝国却未如此幸运。
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相传正是因为天花的肆虐，无法加以遏制，最终国力衰退。
同样命运凄惨的，是“被发现”的新大陆——美洲。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美洲人口稠密。到年，意大利探险家乔万尼·维拉扎诺抵达卡罗莱纳，向北航行寻找从北面绕过新大陆抵达亚洲的方式。一路上他注意到海岸线“人口稠密”，到处都是原住民的篝火。
接下来将近一百年里，不断有来自欧洲的船只抵达新英格兰一带从事捕鱼和贸易，所有的船只都汇报说新英格兰原住民人口众多、防守严密。仅有的几次殖民尝试也都以失败告终：原住民愿意贸易但并不欢迎长住，很多殖民者被杀死，剩下的都逃回欧洲了。
天花，无意中成了欧洲殖民者的帮凶。西班牙人攻击阿兹特克人时，天花也伴随着入侵者传到了墨西哥，致使当地人感染天花。
起初的入侵者凭借火枪攻击阿兹特克人取得胜利，但因为人数较少，阿兹特克不久就占据了优势，将西班牙人驱离出城，入侵者落下的各类物件被阿兹特克人当作战利品。
不巧的是，其中一些物品，比如毛毯等，可能包含一些残存的天花病毒，引发了阿兹特克人的感染。这场战役的统帅以及许多士兵遭遇天花而亡。
这一历史不久也在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时重演。印加帝国国王忽然死于天花，来不及选定合法继承人，帝国统治摇摇欲坠。西班牙人皮萨罗顺势率军攻陷了这个帝国。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殖民者将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原住民当礼物。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真的。天花的死亡率在美洲原住民中高达90%，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散播天花病毒，成为殖民者的战略。
贾里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中提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疾病在美洲殖民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旧大陆有漫长的家畜饲养史，拥有和多种病原体“斗争”的经验，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而新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畜，因此不但面对旧大陆疾病不堪一击，甚至拿不出像样的疾病反攻（唯一可能来自新大陆的重要疾病是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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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该感谢“疫苗”，才不至于在最早的殖民浪潮中亡国。而爱新觉罗家族，也是凭借“疫苗”，才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尽管，那时候预防天花的“疫苗”还未出现，只是功能相当。这种方法被称为——人痘接种。
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史》中认为，中国的人痘接种肇始于16世纪中叶的明代隆庆年间。
一般有两种方法，旱苗法和水苗法。旱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种痘者鼻腔中。水苗法则是将患者痘痂加入人奶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种痘者的鼻中。
这两种方法都是让种痘者先患上轻度的天花，出过疹子后精心护理，直至病症消失，就相当于得过天花，从而获得了天花病毒的免疫力。直到20世纪初，这些接种法还在江苏等地被使用。
满洲人畏痘如虎，一开始对天花的预防并无认识，只是一味消极地躲避。后来才发现，躲，并不能解决问题。
天花流行造成的八旗人丁死亡率高得惊人。康熙对此记忆犹深，他的童年一直笼罩在天花的阴影之下。他晚年回忆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因为童年患天花的经历，康熙对抵御天花的态度很坚决。皇太子胤礽5岁时染上天花，经过擅长治此病的傅为格诊治而愈。后，康熙将傅为格调入京，给未出过花的其他皇子种痘。
康熙二十年（）年后，清官方全面对天花实行积极性的预防措施。接种人痘，在当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预防效果。
康熙成为种痘法的帝国头号推广大使，从宫中一直推广到民间，推广到漠南、漠北蒙古各部落，从而大大减少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发病率。
他还降旨，医院专门设立痘疹科，广征各地名医前来供职。北京城内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
在康熙的推动下，清代朝野对天花的防治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康熙后来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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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抗天花的历史却显得有些“偶然”。这种偶然性，来自于最早在英国宣传人痘接种法的，竟然是一名女文青——陪丈夫出使土耳其的玛丽·蒙塔古夫人。
年，她在给闺蜜的一封信中说，无情蹂躏英国的天花疫情，在土耳其因为人痘接种技术而猖蹶不起来。
据统计，整个18世纪，欧洲有上亿人口死于天花。当一种传染病凶猛到这种程度，两名欧洲女性在信中讨论这个病种，也就不奇怪了。
传统历史学者认为，土耳其的人痘接种技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事实上，这可能只是一个误会。因为土耳其的接种法，跟中国完全不同。
蒙塔古夫人看到的人痘接种过程是这样的：医师（一般是土耳其当地经验丰富的老妇人）提取罹患天花病人身上的已然成形的脓包物质，然后将特制的手术用针浸润其中，使之与天花病毒充分接触。医师会在被接种者手臂三角肌或前额实施接种，待接种完成后，通常会将煮熟的米饭磨浆，并覆盖在接种部位上。
这套技术，更接近现代的接种理念，估计最早是从印度传过去的。
一年后，年，此时是中国的康熙五十七年。如同康熙当年决定给皇子们进行人痘接种一样，蒙塔古夫人决定为年仅5岁的儿子爱德华·蒙塔古进行人痘接种。
在公使使团随行医师查理·梅特兰的配合下，由一名经验丰富的痘娘主刀对小爱德华进行了人痘接种。虽然因为接种痘娘紧张而造成小爱德华不必要的疼痛，但整个接种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小爱德华在术后出现了短暂的发热和出痘等接种临床不适反应，但症状很快消失，身体得到恢复。
蒙塔古夫人回英国后，开始宣传土耳其的人痘接种技术，尤其是在爆发于年的天花疫情中，不遗余力地推广这项预防技术。
这项推广，后来得到英国王室的支持，6名死刑犯作为临床对象，进行了人痘接种试验。有25名医学界的专家观摩了整个手术过程。试验效果很好，作为回馈，这6名囚犯后来得到了特赦。
不过，英国推广人痘接种的过程中，也引发担忧。
—年间，已知名天花接种者中，有17人死亡。这引起了英国皇室和政府对人痘接种负面作用的高度重视。年，英国议会甚至公开宣布天花接种是一种危险行为。
年，英国医生琴纳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验，用牛痘代替人痘，改造成牛痘法，在人体上试用，获得巨大成功。但是，牛痘接种早期也受到广泛的抵制，人们相信，牛痘接种会引发梅毒疫情。
一直到年代，“牛痘苗”出现，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疫苗来了。因为基本上无危险，“牛痘苗”很快成为世界各国预防天花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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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的时候，中国所谓的康乾盛世正好落幕。但是，在预防天花方面，这个老大难帝国仍然保持与世界接轨。
年，也就是牛痘接种法诞生的第十个年头，一个葡萄牙医生将牛痘法传到澳门，东印度公司的船医皮尔逊进而将之带到广州，于是中国开始种牛痘。
当时，广州出现了第一批牛痘医，邱熺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在著名的《引痘略》中阐述了种牛痘的方法与优点。《引痘略》出版后，正值我国天花猖獗之时，各地纷纷翻刻此书，派人来广州学习此术，引疫苗回乡，效仿广州举办牛痘局。
牛痘接种逐步取代了中国之前采用的人痘接种。牛痘防疫所到之处，天花无处藏身。这种困扰了明清两代的烈性传染病，终于得到了相对有效的控制。
与此同时，英国在干一件更大的事。19世纪中后期，英国实行了强制免疫制度，通过立法手段强制国民接种天花疫苗。
这对于全面、彻底遏制天花传染，应该是一项利其国利其民的公共卫生政策。不过，英国人想得更远，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舆论，认为强制免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的个人自由构成了威胁，从而引起旷日持久的社会辩论，掀起规模宏大的反强制免疫运动，要求政府尊重个人意愿。
到20世纪初，鉴于天花已得到有效控制，英国政府最终废除了强制免疫制度，允许民众根据个人意愿决定是否接种天花疫苗。当初的质疑者，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而中国，在20世纪初，由于内忧外患，防疫体系的建立并不完善。天花始终未能被真正消灭。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花感染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年，我国报告天花病例仍有1.1万多例。年10月，国务院签发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卫生部公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中国居民一律免费普遍种痘。
年至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接种牛痘达5亿多人次，占当时全国总人口80%以上。
全民种痘政策的顺利实行，使得天花病例数急剧下降。—年间，全国天花病例数从10万多人锐减为多例。年，只有新疆、四川及云南3个省内发生病例，且多为输入性病例。
随着年我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的痊愈，中国境内再未见天花病例。
在世界范围内，年，全球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消灭天花的活动。
到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成功消灭天花。这样，天花成为被彻底消灭的人类传染病。
回过头来看，人类与天花的斗争史，除了接种方法的改进、疫苗的发明等技术因素起到制胜的关键作用，还有什么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应对传染病的态度，尤其重要！
任何疾病都比我们想象的恐怖，即便是现在看起来已被人类制伏的疾病，它们也曾疯狂肆虐，曾夺取无数人的幸福与性命。
重视它，直面它，以公开透明的姿态，去迎战。除此别无退路。
现在，天花病毒只保留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两个实验室中，供研究使用。这是世界上最后的天花病毒，真的很像当下的一个隐喻：
它就像一个潘多拉盒子，在考验人性，如果欲望得不到遏制，它总有一天会被放出来。
但愿，人类能克制自己的欲望。
但愿，一切疾病终将被战胜。
1月20日晚间，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白岩松采访了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
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说：
“（这次疫情）不但是集中在武汉，
而且集中在武汉的两个区，
这两个区都有比较大的海鲜市场，
说是海鲜市场，
实际上并不是海鲜，
而是野味，野生动物。
从各方面初步流行病学分析，
它实际上通过野生动物传到人，
这是比较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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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8日，
武汉发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在接下来的22天里，
又相继发现26例相同病例，
其中绝大部分感染者，
都与华南海鲜市场直接相关，
要么是海鲜市场经营户，
要么是去海鲜市场采购的人。
基本可以断定，
病原就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
“为什么推断病原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呢？
因为最早的时候，
所有的病人都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传播途径非常清晰，从动物到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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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年SARS（非典）传播途径一模一样。
年5月21日，
调查报道《寻找“中国内地首例非典报告病例”》说：
“36岁的黄杏初，
是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柏埔镇人，
一直在深圳打工，
是一家酒楼的厨师。
本来，黄在酒楼的操作间里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但去年底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得了非典。”
黄杏初，被认为中国内地第一例SARS患者（实际上是第二例）。
黄杏初是干什么的？
烹杀野味的酒楼厨师。
年1月30日，
中国发生第一例SARS超级传播事件，
传播者是广州一名海鲜销售员。
也就是说，最初SARS感染者，
基本都跟海鲜市场、农贸市场相关，
海鲜市场、农贸市场，
往往不止是卖海鲜，也卖野味。
“当年去农贸市场调查，
发现果子狸身上有SARS，
浣熊身上有SARS，
麝香猫身上有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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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12月之前，
人类共发现6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
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属于第7种。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
“过去我们知道6个，其中包括非典。
它们都是从某个野生动物来的，
中间有一个宿主，
然后再感染人类。
SARS传染是人类吃果子狸导致的，
MERS传染是人类接触骆驼导致的。
这是一个规律。”
这一次，也不例外。
很多“大瘟疫”都跟野生动物相关。
艾滋病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非洲一些部落的人，
希望变得像猩猩一样强壮，
跟黑猩猩交换血液，
甚至跟黑猩猩性交，
导致黑猩猩携带的艾滋病毒传给了人类。
年，扎伊尔一名中学教师，
外出享用了一餐当地野味，
突然患上了一种奇怪的急性病，
发热、腹泻、呕吐和内脏出血，
并很快丧命。
随后这种怪病感染了很多人，
病死率高达90%，
这种传染病就是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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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感染SARS病毒是因为果子狸，
但果子狸并非SARS病毒的源头。
年，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及团队，
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介绍了她追踪SARS病毒源头的历程。
经过十年追踪调查，
“在云南一个蝙蝠栖息洞中，
在这个蝙蝠种群中，
检测到了组装SARS病毒所需要的所有基因……”
这项研究清晰地揭示了SARS病毒的来源：
在偶然的情况下，
果子狸感染了蝙蝠携带的SARS病毒，
病毒在果子狸体内进行了复制与进化，
然后通过被人捕猎的方式把病毒传播给了人类。”
病原体的宿主，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天然宿主。
“是指天然携带某种病原体的宿主，
病原体可以在宿主体内维持复制，
但是不会导致宿主发病，
并且能够向其他物种传播这种病原体。”
第二类：中间宿主。
“是指天然不携带某种病原体，
但可以被天然宿主携带的病原体感染，
并可以向其他物种传播病原体的宿主。”
第三类：终末宿主。
“可以被天然宿主或中间宿主携带的病原体感染，
但不会向其他物种传播这种病原体的宿主。”
在SARS病毒感染人类的传播链条上，
蝙蝠就是天然宿主，
果子狸就是中间宿主，
蝙蝠将病原体传给了果子狸，
病原体在果子狸身上获得进化发展，
然后再传染给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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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想减少或预防SARS类型病毒传播，
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
第一件：杜绝吃野味或不使用野生动物制品。
中国人太喜欢吃“野味”了，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
●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公布调查数据，30%的中国人吃过野生动物。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北京绿色指南》指出，由于滥捕滥食，中华鲟、果子狸、苏眉鱼等野生动物在很多地区已经濒临灭绝。
●中国有53种蛇被端上餐桌。
●中国穿山甲数量在过去21年里减少了90%，过去十年间，偷猎者抓捕穿山甲超过万只。
…………
中国人实在是太喜欢吃野味了，
喜欢到全球皆知，
以至于不管哪个国家某种动物泛滥时，
就会艾特我们中国人过去吃。
但很多我们被捕吃的野生动物，
其实就是某种病毒的中间宿主，
我们在捕吃它们的过程中，
很可能就会被传播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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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年，一群非洲猴子，
被进口到拉恩河畔马尔堡一个实验室。
这批猴子将携带的马尔堡病毒，
传给了实验室工作人员，5人死亡。
在此之后10年间，
它感染了很多非洲人，
死亡率高达90%以上。
年8月，
一个科学家团队前往乌干达，
协助乌干达卫生部调查马尔堡病毒源头。
结果在10万只蝙蝠栖身的洞穴中，
找到了马尔堡病毒的元凶——果蝠。
马尔堡病毒是怎么传出去的呢？
一些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破坏，
它们无处藏身，
只好栖息于蝙蝠洞穴中，
然后就把马尔堡病毒携带了出去。
如果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没有遭到破坏，
各种野生动物共处一室的可能就会减少，
它们交叉传染病毒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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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这两件事情后，
我还想提两个倡导。
第一个倡导：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正是人类不断破坏自然环境，
才给病原体提供了很多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机会。
因此，保护自然环境，
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不去打扰它们，
其实也是保护人类自己。
第二个倡导：建议立法禁止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
年的SARA传染，
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
其病毒来源都是野生动物。
这两起传染病流行事件，
不仅消耗了巨量的公共资源，
还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
损失实在是太惨重了。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强烈建议国家有关机构立法，
对于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举动，
确立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严惩。
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9
知名作家某某某，
在知乎讲过吃野味的经历，
“第一次吃锦鸡，椒盐油炸，
吃起来非常费劲，得双手撕才行。
后来吃鹧鸪，和饭一起炒，
吃起来满嘴碎骨头，咔嚓作响。
最后一次吃黑麂，
从山里打回来的，
费了很大劲才勉强把皮肉分开，
用高压锅压，
味道就像非常冲的老山羊肉，
嚼得用力一些的话，
能从嘴里直接弹出来……”
其实，绝大部分野味都不好吃，
不论从安全、口感还是从营养价值上，
野味都远不如人类豢养的家禽。
但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热衷于吃野味呢？
一是好奇。
“没吃过，想尝尝是什么味道。”
二是显富。
“野味价格通常比较贵，能吃野味，可以显摆我有钱或有权。”
三是好客。
“我用野味招待你，表明我待客热忱。”
四是进补。
“吃野味进补，可以养生。”
这四大原因，细想起来非常幼稚。
人类频遭大自然的报复，是因为我们欺负大自然太久了。
人类频遭野生动物的报复，是因为我们欺负野生动物太久了。
保护野生动物，
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可惜很多人并不明白。
中国人坏就坏在一张嘴上。
同志们，忌忌嘴吧！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更多信息，请加小号
本周是年前最后一周的交易了，最近累成狗，本来指望着可以歇一会了，结果一早起床，顿时发现一件事：武汉新型肺炎新增病例人数爆发了，广东也发现疑似病例了。先说明，这种属于大型卫生公共事件，尽可能的不要自己瞎传消息。我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能力去判断，所以我不打算讨论这件事。
当时看着新闻时，我心里就想：今天资本市场要有反应了。为了把我们自己手上的工作做好，所以一大早，我们就立了个短期的研究任务：复盘03年SARS时期的资产价格表现，便于我们找合理应对措施。
这件事情跟当年SARS的演化有共通之处，所以要列一下当年SARS的整个演化。
最早的病例，是出现在02年11月的广东顺德。
到03年2月前，都还是在大陆地区，当时认为疫情不严重，甚至都还举办了中国队和巴西队的友谊赛，现场球迷都爆满。
从03年2月后，病情开始蔓延到香港、越南等周围地区和国家，世卫组织在3月发出全球警告。
在03年4月前，基本都处于不重视、瞒报的状态。但是当时广东很多民间传言，导致大量的人逃到其他地方躲避，加剧了SARS扩散。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说了各种安抚民心但是不实的话，最后被撤职。
03年4月，是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当时对我们国内报导情况普遍不信任，中央政治局意识到问题严重，在4月17号温相正式的警告地方官员，瞒报疫情要受处分。同时，全国大规模公开防治就在这个月正式推动。
这里先记住这个时间，年4月17日，因为后面很多资产价格跟它有密切关系。
从事后的SARS统计来看，大规模防治后，大陆地区的感染人数就急剧下降。基本上到7月份，整个事情就平息了。从大规模公开防治到事件进入尾声，其实只花了3个来月。
整个事情的转折点，就是不再躲躲藏藏而是全国大规模公开防治。当年经历过的人都应该还历历在目。
我做本职的工作，当然关心的是资产价格变化。那会儿我还没接触股票呢，复盘的这些，都是找了当年的新闻和统计数据得到的。
先抛一个比较大的结论：当年的SARS事件，构成了极好的投资机会。
全年下来，03年的上证、深证、恒生指数表现，其实跟这事情关系不大。
那一整年，其实恒生指数涨了34.9%，上证指数涨10.3%，深证综指跌了2.6%。
恒生指数，甚至构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底部，就在年4月25日这天，当时最低跌到了，后面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牛市。
而恒生指数的表现，当年是随着SARS疫情的扩大从一路下跌到8，触底了之后从8涨到了年底的。
当年SARS事件的时候，跌幅比较显著的，都是被疫情有实质性的影响的板块。
在港股市场里，疫情扩散期间（03年年初到4月底前），地产建筑业是杀跌主力。而表现很好的，行业明显跟当时疫情关系不大的，像能源业，公用事业，工业，股价是非常坚挺的。
地产建筑业在这个期间，跌了15%。
等到SARS开始控制后，整个港股下半年的涨幅相当惊人。像能源、原材料这种行业，乘着中国经济的东风，涨幅超过%！原材料类的，7个来月就涨了%。
值得说一下，巴菲特在03年4月疫情最猛的时候，抄底了港股的中石油，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投资中国的经典案例。股神就是股神，完全无惧这种事件，反而是利用很好的时机买买买。
但是反观A股，当年并没有那么好。而且整个走势，完全是跟恒生指数反着来。03年上半年疫情最猛的时候，反而股价还涨了不少。从4月开始疫情开始有控制的时候，股价就开始下跌。
事实上，03年其实还是一个熊市中继的时候，整个01到05年，A股市场就是个大熊市，03年有SARS时，反而是这4年熊市的一个亮点。
简直不可理喻，但是它就是存在了。
但是，如果你统计当年的个股涨跌幅，会发现03年是一个极其惨的一年。当时的指数受到大型公司上市的影响。
当时A股有1多家公司，我统计发现，整一个03年，A股的中位数跌幅有18%，有大批股票跌幅超50%，其实是个非常惨的熊市。
我看了当年3个指数的市值，差别特别惊人。比较能解释得了的，就是当时的估值。当时A股无论是上证、还是深证，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市盈率分别是45倍和倍。但是，当时的恒生指数，只有16倍。
SARS那么大的事情，在对股价的影响上，远没有当时的估值影响大。
另外，我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当时的香港楼市。
我放一张图，这是香港港岛A类住宅过去20年的走势图：
蓝色柱子就是香港楼市03年的情况，是个历史底部。但是要交代一个背景：香港楼市在03年前，已经是一个几年的熊市了，从最高点跌了一半都不止。
年时，香港私人A类住宅在港岛的是一平米，到03年7月见底，2元一平。现在？19万元一平。
放在03年当年，SARS对香港楼市的冲击，也是有的。SARS肆虐期间，香港楼市是下跌的。到了事态开始稳定后，楼市就开始了反转。年7月，是香港过去20年的楼市底部。
复盘这些大的资产价格变动，有重要的结论：
1、SARS会对资产价格有短期影响，对中长期的影响微乎其微。随着事件的平息，当年反而是构成了重大投资机会；
2、这些资产的基本面和估值是最核心的，即使是当时市场杀跌，也跟它们业务本身关系很大，像港股的地产股就被杀过一波；
3、后面涨幅大的行业，像原材料、工业等，都是当时SARS时抗跌的主力。
从今天的A股、港股表现来看，A股的表现，明显分成两派：在家宅的，出去浪的。
在家宅的，像游戏、网剧这种，今天市场还反应热烈。反应最热烈的，生物医药股，今天非常强势！
出去浪的，像电影、旅游景点、餐饮零售、航空、机场，明显今天有显著的下跌。从资本市场的价格反应来看，过年档的电影怕是要有实质性的影响了。
最后说一句：沉着应对，该干嘛干嘛，好好过年！
你是你经历的总和；
你的组合是你经历的映射；
过去的一小会儿，我们经历太多，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梳理我们如此密集的经历；
摆脱经历的束缚唯有更多更广的经历，开放的心态。年过去了，我们会说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可能我们每年都这么说，其实也很合理，因为现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太多，现在的一年顶过去很多年，因此，我们现在过的每一天按照历史的标准都是远超一天的浓缩，多年不遇的事情就变成了经常发生的事情，这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从感知现象到认知并不同步。过去的一年有很多的角度值得回味，外部环境的起伏不定，世界各地的不安定，在部分产业外移的同时我们很多产业也有了一些可喜的新拓展，我们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又多了一个科创板，我们的祖国度过了70周年华诞，《我和我的祖国》在中华大地到处哼唱；个人体会最为深刻的还是，今年的各种因缘际会，让中国人重新审视中国，也让外国人重新审视了中国，很多人心目中的中国都得到了更新。个人体会，是更加美好，部分来源于完美的幻灭，更趋现实。年是机构投资者历史上少见的大年，公募基金的收益中位数可能是过去十多年最好的一两年之一，并且获得了明显的超额回报。回想年底时的市场共识，再次说明了短期市场的不可琢磨；去年担忧经济压力实际上经济韧性很好，担忧了几年的地产甚至是今年唯一的亮点，外部环境出现了很多波折，但是市场的适应能力很强，同时也没有出现最差的情景，并加速了国内科技产业链的进步，各国的央行也非常给力；上市公司的业绩承压，不过以沪深为代表的主流公司的业绩增速非常稳定地保持在11%+，同时外资流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资金第一次超过了实业投资，这些都促成了今年的好年景。在年我们学到了什么？各种事件的碰撞交汇，最大的一个感触是认知的限制和开放系统的重要性，今年以来很多人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些转变很多是在开放心态下比较的一个结果，同时也审视了过往很多大家奉为圭臬的事情，和这些事情成立的背景条件。就投资而言，长期投资超额回报的来源大致上可以分为信息优势和跨期投资的能力，信息优势长期来看是认知的优势，认知的优势来自信息的获得和认知解读，信息获得整体上是越来越平权，差异主要来自认知和解读；跨期投资可以让你有更多的选择，获得损失流动性带来的回报，很多时候长期的看法更容易过滤掉一些噪音，基本的规律更容易发挥作用，增加胜算，在长期向上的世界里更容易获得收益，跨期投资是一种资源、能力，更是一种认知上的选择。投资收益超额部分根本上是来自认知的套利。过去一年多发生了很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认知的场景和问题，做个阶段性的记录，以备继续思索。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有一颗花岗岩一般顽固不化的脑袋，这是进化的结果，因为我们从中得到了好处，不过现在遇到一点变化。图1：宇宙日历数据来源：网络图片人类是演化而来的，宇宙并非为人类利益设计，站在人类立场上是进化而来，我们很多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反应是进化过程中适应的结果，是一种经验的总结，目的就是为了生存繁衍。在现在科学界比较共识的认识下，在宇宙日历中，如果将从大爆炸到现在作为一年来看的话，类人猿的出现已经是12月31日下午8点，走出非洲已经是晚上11点56分，我们所熟悉的古文明是最近30秒内发生的事情，9秒前华夏文明出现，6秒左右佛陀，4秒多的时候耶稣诞生，然后是默罕默德，1秒钟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0.2秒前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化的目的是活下来，我们为了活下来，就需要快速决策，从而形成了很多条件反射一样的决策系统，大概就是卡尼曼说的快思考，既然是这么长期积累的，那么这么长时间久经考验沉淀下来的快速反应会有多顽固也很好理解。图2：文明进程数据来源：网络文章《我们生逢其时》这是我们有记载的文明历程，也就是千年的时间维度，如果从类人猿开始计算，也就相当于是半分钟对应4小时的尺度，更不用说追溯到更远，从这个尺度上说，人类都有一颗花岗岩的脑袋，都是顽固不化的；就时间-产出来看，过去的两百年非常的不协调，按照现在世俗标准的产出，相对于过去两百年，以前的产出总和可能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从信息量的角度来度量，现在每两年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会翻一番，现在90%以上的数据都是最近几年产生的；所以矛盾出现了，我们适应缓慢演化的花岗岩脑袋面对现在丰富多彩快速变化的万千世界会有不平衡的感觉，类似内耳的前庭，小脑，和视觉无法协调一样，产生了头晕。从信息和能量密度角度度量，我们可能已经到了年，可我们的生理条件仍只缓慢进化到年，这是无数年之变。过去一年，很多国家因为地铁涨价、燃料涨价、社交软件增加新税等看似很小的事件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比如智利因为地铁涨价最后取消了APEC领导人会议，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金棕榈奖，讨论的背景是韩国巨大的贫富差距，还有法国的大罢工背后民粹主义和街头抗议，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官方颁奖词是“表彰其在全球扶贫问题上使用的实验型方法”，不是某种高深的理论，是扶贫和实验型方法，所有这些都指向贫富差距带来的焦虑；美国将近家最大公司的CEO圆桌会议改变了过去30年股东至上的经营原则，在崇尚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的竞选纲领收到很大的回应，她不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至少体现了很多有为政府对市场失效的弥补，她主张对私有部门进行强监管，她相信“市场失败”下需要政府主导的强监管来改变。这些监管变化的主张是广泛和深刻的：员工（工会）要在董事会里占40%的席位；私有的健康险行业将被废除；PE行业将废除有限责任制，合伙人需要承担无限责任风险；一半市值的公司会被分拆；对每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征收15%社会安全税；对财产超过万美元的人征收2%的财产税，公司利润所得税要提高7%。她不是政治素人，她是马萨诸塞民主党联邦议员，哈佛法学院教授，年9月受命奥巴马筹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她的纲领不是心血来潮。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说，经济学家过去忧虑在市场激励或者财政平衡方面奉行平均主义政策会产生不利影响，现在他们担心的是财富过于不均衡会助长垄断行为并破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的建议是涵盖生产前、生产中和生产后的干预，生产前干预包括影响个人进入市场时所具备能力的教育、卫生和金融政策；生产后包括税收、转移支付等重新分配手段；生产中包括最低工资、劳动关系规章、有利于就业的创新政策、地方性政策和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以及反垄断执法；生产中的干预他认为是一些最具开创性的想法，有些已经经过检验。一种越来越大的共识是在政策领域进行的一些尝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弗雷德曼如果看到现在的情况和经济学家的思潮不知做如何感想。如果我们不能在更加广阔的视野里看变化，依然以赢者的姿态，以守的心态处变，我们可能就错过了，现在时势变了。过去几百年人类快速发展的两个基石现在已经有所动摇，资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冲突，焦点就是贫富差距，这是几百年之变。英国脱欧的意外、特朗普当选的意外，各地因为一些看似小事开始不断演绎出大的混乱，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视野、思维？认知范式、立场、利益，缺乏妥协的意识和空间等等，我用一些并不连续的片段来记录一下这些琐碎的思绪。语言、概念、分类等提高了认知效率也限制了我们的视角，语言、想象对于人类能活到今天的重要性勿用多言，语言工具不同，思维方式也会不同，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概念体系，你就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们经常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概念、观念的俘虏。类似文明的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让很多作者顺利拿到博士终身教授，也方便大家贴标签快思考，同时也贩卖了焦虑，拉了仇恨，限制了别的视角和思路；概念的形成容易忽视对比研究中的前提和限制条件，正如那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三只猴子，如果任何一只猴子去抓香蕉，另外两个会被电击，这两只猴子就会阻止另外一只猴子去抓，平衡态就是都不抓香蕉，然后换一只猴子，新猴子不知道，还会抓香蕉，但是被另外两只教训以后，也趋于平衡态，虽然他不一定知道为啥，再后面逐步地把所有猴子换了，但是不抓香蕉这个传统已经形成，即便是现在再去抓香蕉已经没有电击了，但是他们已经不知道当时为啥形成这个传统了。现在的情景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相比，终极武器的威慑力、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从未如此千丝万缕密切联系的相互间经济利益关系，还有在现在的信息条件下，所有人对于美好生活的迷恋和向往从未如此强烈，这些不决定冲突“有没有”，但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烈度和方式。金本位和比特币，有很多人很迷恋黄灿灿的金子，历史上因为稀缺、不易损等原因充当了货币的角色，黄金天然是货币，说久了，就有人说货币天然是黄金，在生产力发展较为缓慢的工业革命以前，产出不易的黄金是恰当的货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的增速远远超过了黄金的产出，通货紧缩是必然的结果。遗憾的是，人们依然迷恋黄金迷恋金本位，中央银行和法币+天才的凯恩斯学说拯救了世界，一直演化到现在的浮动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利率的可调节，毫无疑问这一套制度远胜金本位。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念念不忘复辟金本位，渲染金本位的好处，在8年的危机之后，出于对币值不稳定的焦虑，有人设计出了比特币，背后其实还是金本位在作祟，且不说中央银行不是傻子，会放弃发币的权利，比特币就是一枚80年代的集邮爱好者心目中的邮票而已，敝帚自珍可以，当做货币会是灾难。还有去中心化的讨论，除了为去中心化而去中心化，去中心化想要的目的基本上都存疑，大多数时候中心化依然是效率最高的处理方式，好比货币出现之前的物物交换，看似直接，但是效率远不及先都换成货币，虽然看起来交换次数多了；也类似过马路，没有红绿灯大家一起过马路还不如有红绿灯过马路，看起来红绿灯多了此一举；更不用说能源的节约这些技术问题。另外既然你可以相信上链的环节，为啥不能多相信几个环节。对于人口的认识也类似，农业社会遗留的思维，人地矛盾一直是个死循环，对于人类的思维有重大的影响，孰不知，后来土地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由于记忆太深刻，依然把人口当做负担，而不是当做最主要的资产，多多益善。以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再说自然条件养不活就是笑话了，人口变化才是灰犀牛，看得见，改不了，或者说是很难改的慢变量。过去几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个非主流经济学家，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他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把我们大众引入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真正的灰犀牛；长期来看，如果没有人类了，地球再怎么湛蓝美丽与人类何干。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近几十年经济学者最热衷的话题，大量的学者因此拿到了博士、教授和讲课费，不过他们说的好像和20年前说的没啥变化，在基础理论上似乎也没有超越委托代理、合约理论等，不过每次都能增加大家的焦虑，可能过去20年确实进步可以更大，所以大家仍然大声疾呼，也可能是他们没有看见变化。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产权制度当然重要，研究和推动最优的产权制度很有价值，不过优化资源配置的另外一个方向是减少交易成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等。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家对信息搜索成本下降感受良多，其他交易成本在过去一段时间随着技术进步和政府的放管服改革也已经下降良多，现在去政府窗口办事的效率和5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可能低估了政府行政能力及其在稍长时间内的进步，一个视角是中国用了GDP占比5-6%的医疗费用，美国用了18%的GDP，但是一个出生在华盛顿的小孩的期望寿命还是低于一个出生在北京雾霾天的中国小孩。以医改为例，年药监局临床数据核查，有90%的申请药企主动撤回了，随后几年展开高标准的一致性评价为后面的医保局集采创造了基础，并极大优化了创新药的审批制度，今年中国已经陆续有创新药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认可；年以前我们都在大量购买无效或者低效无害高营销费用的中药注射剂一类的药品，医院的收入增长10%左右，药品收入增长只有2%左右，同时药品内部结构发生了乾坤大挪移，创新药、治病的药获得了高速增长，低效无害的大幅下降。过去几年新农合、异地报销、互联网挂号等极大便捷了普通老百姓看病，自费比例大幅下降，有很多自费比例不到10%，短短几年时间，医疗市场已经沧海桑田，这可能是普通百姓幸福感和很多学者错位的一个角度（9年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下降了将近三个点，到年后基本保持稳定略有轻微上升）。立场就是观点，而立场从历史来看是不存在永恒的。亚当斯密到大萧条之前，自利行为下的完美市场是主流的语境，也解释了主要的经济现象，但是大萧条中高达20%以上的失业率，对此提出了现实挑战；凯恩斯的有限理性下的政府干预学说应运而生，并在后来成为主流思想，直到这一思想遇到了现实挑战，滞涨多年以后的80年代，自由主义来了一次均值回归，繁荣了一段时间，直到8年金融危机；另外一条线是二战以后，全球化开始加速，马歇尔计划、中国入世，极大加速了全球化，国与国之间差距是小了，国内的差距拉大了，逆全球化的声音多起来了，大家又陷入了深思，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学说。现在的困境，自由、民主、平等的三条边越来越合不拢，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与民主三者不可能同时成立；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在全球化、穷国富国差距、不出现移民潮三者之间，最多只能取两个，和经济学上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一样。纷争背后的这些概念都很好，大家各执一条边，自由、民主、平等、全球化、主权、消除贫富差距、消除难民，都是很好的一边，但是很难合拢，我们需要一个大的学说，一个级别很大的学说，来容纳多立场。如果你是亚当斯密完美市场的信徒，如果有人过得不好，你会觉得这是他自己不努力的结果；如果你是别的学说的信徒，你可能就不会这么认为，比如阿特金森和皮凯蒂就不这么认为，不平等开始就已经注定，这是预设的，所以需要被管理，比如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很多杂货铺，对于大型超市或者其他购物形态的限制，对于夫妻老婆店的福祉至关重要，而这是可以选择的。现在有研究表明，贫穷或者富有，80%取决于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取决于你的父母能够给你创造的条件，自己能够努力的只有20%，那心灵鸡汤、努力还有什么意思，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是就有点虚伪。如果我们还揪住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理论，那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在作祟，过去这么多年其实林教授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是最吻合的，可惜并不流行，市场更喜欢极端的，过瘾，但其实并不真实。美国大公司的圆桌会议将股东至上改变为利益相关者，是对当下全世界最大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过大并且不可逆的一个回应，这是过去将近30年以来的一个明显转变；联储都把自己的政策和帮助后进者联系起来，认为维持繁荣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这也是罕见的，是不是有点穿越，感觉有点类似我们央行经常被诟病的多目标；股东利益最大化，在弗雷德曼们的鼓动下成为商业的准则已经很多年，现在从一个极端开始反思；我们的做法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经常变，他们在一个方向上走的远一点，然后回来找另外一个目标，也很难说哪个更加高明。《三体》的开头，是地球上的一个小人物厌倦了这个星球，一个很普通的小人物，泄密给外星人，最后导致外星人发现并入侵，最后带来毁灭，在一个复杂网络中，一个局部事物的潜在能量和他本身的大小没有关系，比如智利的地铁涨价，最后导致如此混乱。面对现在的贫富差距，不管从自然秩序还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宏观上我们的扶贫攻坚战都是适逢其时，和谐，从未如此重要；过于拘泥纠结于微观扶贫措施的不完美已经没啥意义。赢者如果依然沉浸于自己的语境中，可能已经落伍了。伊丽莎白·沃伦和杨安泽的纲领为什么这么多人有共鸣，这就是时代回响。不平衡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之一，扶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上另外一部分人才算和谐。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合著的《经济思想史》已经出到第8版，是很受欢迎的大学经济思想史教材，在介绍每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学派的时候，都会考虑五个主要的问题：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信条，这个学派对谁有利或者为谁谋利，这个学派在当时是如何有效、有用或者正确，这个学派的那些信条有长远贡献；第三点非常有意思，这个学派对谁有利，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青筋暴露、义愤填膺，但都在极力掩盖各自理由的利益因素，如果没有后者，其实大多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遍地的极端使得我们重新认识中庸的价值，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周而往复，绵绵不绝，这样就会有耐心，忍耐力，也比较不会走极端，因为总会回来，等着，总有一天。从《周易》开始就有这个传统，至今仍是我们思维的重要一部分，天然有一种动态的角度，动态的视角就容易退一步，有得妥协。我们可能没能做到充分地表达和耐心地倾听，我们比较含蓄，不怎么充分的表达，也不算特别耐心地倾听，但承认现实的矛盾，在不断变化的框架下慢慢理解，避免了极端以后的不可往复，保持了找到共识的更多可能。碎片化的年代，知识的碎片化，沟通只好借助简单化的叙述，为了加深印象或者理解，有意误导，夸大、扭曲，甚至激起你的恐惧或者仇恨都是常见的，我们周而复始下的中庸在碎片化的年代，有了另外的价值。中庸更容易创造妥协，妥协的空间是无比珍贵的，就和投资一样，如果没有杠杆，不需被强制平仓，你还可以继续持有，只要方向没错，造成永久性损失的概率就低，你可以继续持有就是妥协的空间。阿根廷的贝隆党又回来了，在左右的更替中，越来越向着政治光谱的两端走，才能上台，但是更加难以解决问题，陷入简单的轮回，中庸的价值，使得偏向任何一方，都不会失去回归的动力和机会，“差不多就行了”在某种语境下也不完全是最糟糕的，不偏不倚，尽量客观，是为中庸。既要又要还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中庸，德智体美劳都要，但不是齐头并进，先“德”或者“美”发展了，后面再补别的课，可能最后不一定全面发展了，但也不会太偏科。极端，或者追求极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可能与可以追溯到发端于沙漠地区的一元神论有关，十字军东征、拉法耶特、托马斯·潘恩，还有国际主义战士和友人白求恩，哥伦布的发现和征服之旅，都很极致；中国人留下的是绵绵不绝的年，有过周对商的征讨，也有过元和清，但是我们融化了，都变成绵绵不绝的一部分，我们也有过郑和下西洋，但是不是征服，而是亲善。我们少白求恩，更不会有十字军东征，我们似乎没有太多侵略性。很难说哪一种好或者坏，极端，在科学探索上可能是极致，是有利的，但是在人际交往中可能是灾难，极端的一端是简单的循环，你同意的我就反对，和百年孤独里的循环一样。开放很重要，开放是消除极端走出简单循环的良药，我们以前也曾经在封闭系统中简单更替循环了几千年，开放系统以后，吸收外来能量，就和生物吸收了太阳能一样才能疯狂生长。不同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求只有白求恩而没有十字军东征。“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的不同，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中国的巨大变化，而只看到了它的不足与缺陷。的确，这个中国故事除了经济上的成功，迄今依旧没有找到让人激动的叙述。”这段话引自港大的一个教授，这是很多很多人的共识，不过很难说是因为没有激动人心的故事还是因为没有激动人心的叙述。李子柒的中国相较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中国、积弱已久而暴发的中国的刻板印象，就是更加现实的中国，从容、旷达，是更好叙述的中国。就和企业战略更多的是事后总结一样，历史很多也是，并给予一致性和预见性的预设。“每个英国小孩都曾经在学校里学到，大宪章是英国自由的基础，但是从麦基奇尼在年的论文发表以后，每个大学上过英国历史课的学生都知道，年约翰王被贵族勒索而签署的文件，并没有宣示议会有至上的权力，以及每个英国自由民的权利平等，这种好听的说法都是后来加上去的”，霍布斯鲍姆说历史学家研究的进步，会降低国家的认同感，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历史就是需要时代倒错，阙漏，以及断章取义，更极端的还需要点杜撰。德国从一堆小国中形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也是格林兄弟的童话，和瓦格纳们的诠释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童话、神话、歌剧打扮了历史的模样。按照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徐弃郁的说法，全世界流传的标准版本，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什么印花税、波士顿倾茶事件、莱克星顿的枪声，都是神话一样的诠释，后面还有一个无比有感召力的口号，没有代表，不纳税；真实的情况是，北美13州殖民地每年交给英国的税收是英镑，同期英国国内税收是多万英镑，税是象征性的。英国当时确实一共加征了六项税，但不到两年就取消了其中的五项，剩下的一项茶叶税完全是象征性的，就是表示一下英国议会有权对殖民地征税。独立战争的真正原因是英国在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上的不匹配，前者殖民地非常自由，但经济上有严格的管控，哪些生意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英国政府和议会说了算。莱克星顿的枪声中，正规军来了改成英国人来了，还有那副著名的油画描绘的年的波士顿大屠杀，实际是英国军人的自卫，辩护律师是反英的、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最后是英国士兵无罪释放。伟大的林肯解放黑奴，也只是拯救联邦统一的一个副产品，美国内战的原因更多的是南北双方对于关税高低的利益之争和州权的纷争，“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度”，摧毁奴隶制度是维护统一的措施。一种族群，需要一个传说，需要一些排他性的故事，编撰一些完美的故事是必须的。遗憾的现实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只看到中小学教材，不是历史系的学生。我们大家都是需要一致性的，要不没法过日子，康拉德说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才能寻找到人生真正的信念。人类就是喜欢简洁一致的中小学教材和操作手册，这真是令人不快的现实。昆德拉说小说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以前认为这是小说家的自我抬举，后来我发现历史和神话和小说其实差不多，大多数时候都是基于当时的需要来诠释的，在大同的辽塑，大都是带胡子和带耳环的，确实是人创造了神。区别是历史大多数时候是胜利者写的，小说很多时候是由一些不是胜利者的人写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更好地叙述，只是感觉我们的故事值得叙述，有得叙述。同时我觉得别人的故事也很好，但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故事。美国的事业是企业，这很好，中国从《盐铁论》开始，政府发展经济就是其职责的一部分，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是其不言自喻的使命和职责。中国古代最好的经济著作《管子》中给我们提供了供需、市场以外的“轻重”的视角，我们既要激励大家发展生产，又要提携后进、大家一起分享发展，还要保持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不同时候不同的“轻重”，这也很好。民主是结果还是原因，在美国人看来是原因，在很多别的国家的人看来是结果，或者是个过程，五月花号年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是带着英国人对于民主的理解，并且天高皇帝远的环境，所有人都是“均质”平等的；但是他们忘记了英国人民主概念的确立花了很长的时间，也是和英国国王不断反复的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结果，即便是大宪章年开始到光荣革命年都是四五百年的时间跨度。胜利者的傲慢和偏见是随地可见的，不过对于不许有别的故事的态度，我只能理解为，推动历史的确实不只是贪婪，很多时候是嫉妒；好的嫉妒可以变成好胜心，提升自己，不好的嫉妒想要贬低别人。善用自己的嫉妒，否则会蒙蔽你的眼睛，全球的角度，单极的世界的历史可能也就是几十年，现在是走向多极的过程中。按照他们的经验，我们的故事确实不太好理解，不过胜利者通常会把经验当做标准，那就不太好聊了，错误的认识还是不好的动机就不好说了。我们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领域的认知其实都是永久性的停留在了小学水平，就不再进步，并且我们非常自信小学课本里学到的东西，还有你认为成功的经验。人类的出处现在比较公认的可以追溯到非洲的某个地方，飘散到全球以后，各地环境造就了现在的不同族群、肤色、人文，差异很大，人类趋炎附势的本能会在现在领先的文化面前不能自已，领先者也有自然的优越感，而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同一的道路，要不我们来自非洲可能现在都还是差不多，实际上差异很大，地理、环境、习俗文化等已经重塑了我们。比如我们以《流浪地球》为例，在地球出现危机以后为啥不是逃离地球，而是带着地球一起跑；还有美国大片都聚焦超级英雄，为什么这个片子没有：不是一两台发动机坏了，一个超级英雄去救援，而是台发动机坏了，个救援队去救援？家国情怀和集体主义的文化和精神内核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美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很久以后被唤醒，很中国，票房将近50亿，从结果来看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以后会不会趋同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底色不一样是现实的。不一样的起点，那就可以探索不一样的路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结论自不相同，精准营销也算是一例。作为股东我喜欢精准营销，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不喜欢，精准营销会人为设定自然法则，减少多样性，减少可能性，越精准的营销通常越以更多隐私的利用为前提，人的行为会被计划，减少偶然性，而偶然性是这个世界进步的动力，某种维度上可能是惟一的动力。作为股东我喜欢垄断，但是作为普通人我不喜欢被支配的市场地位，即便是他为我们提供了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服务，因为他减少了潜在的选择；作为股东我喜欢赢家通吃，但是作为普通人，我讨厌赢家通吃，赢家通吃的背后是“审美标准”的单调，从演化的角度隐含着风险，多样性是应对不确定性最好的良方。精准营销会改变信息不对称下天然形成的互助模式，厂家拿走大部分消费者剩余以后，留下的空白如果没有其他机制补上，淘汰的机制可能过于简单，可能会迅速减少多样性。如果没有隐私，你设想一下大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背后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这样所有的行为都会三思而后行，理性会大行其道，非理性就会成为非常稀有的东西，非理性是动物精神的基础，这样对整个社会可能是巨大的损失。被精准营销，会增加个体的无用感，增加自己的渺小感，减少自己的“志”。有一个故事中提到，应该是孔子的徒孙一辈的人，其父已经盲了，每次吃完饭以后都会问老人家剩下的送给谁家，老人家自己决策以后觉得自己很有存在感，后来其孙负责照顾，都跟他说，没有剩下的了，老人从此郁郁寡欢，书上说“使其有志”才算孝，后面的做法就算不上是孝了，大意如此；被精准营销，会“使其无志”，也会部分“使其无知”。想起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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