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笔者细读了从国内带去的大部头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并与英文原著相对照，还专程去芝加哥拜访了该书作者——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对一些问题加深了认识，感觉收获不少。全文共计字，阅读需要3-5分钟。
戈登教授是美国研究通货膨胀、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其历时4年写作75万多字的这部书，年一经出版，就入围了当年的《金融时报》和麦肯锡最佳商业图书奖，至今已重印9次。
在交谈中，戈登教授说，这部书除了中文版外，还出了日文译本。可见，不只在美国国内，其他一些国家也对此产生很大兴趣。
在世界经济史以及国别经济史的研究中，不乏一些时间跨度大的著述成果，如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沃尔顿和罗考夫的《美国经济史》等。戈登教授的这部书，最大亮点莫过于英文原著封面醒目的副标题“内战以来美国的生活水平”（thU.S.standardoflivingsincthCivilWar）。
也就是说，作者在论述美国一个半世纪史诗般的经济进步历程时，主要是基于普通民众的视角。在与戈登教授的交谈中，他强调这是他全书的主题，也是最鲜明的特色。普通民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他笔下很多生活改善的细节，是GDP指标遗漏或完全忽视的内容。
再有，戈登教授在书中还拓展了以往研究参考贝克尔“时间分配理论”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定义，加入了工作负效用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工作强度减轻、工作性质带来的不适感消退等），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后闲暇和居住地选择的间接影响）两个新的维度，从而使生活水平的内涵超出了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家庭生产和闲暇时间的价值的范畴。
我认为这也是这部书的一大特点，尽管不少拓展的尝试是定性研究，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在交谈中，戈登教授对此也充分认可，认为从食品、服装、家电、住房、出行、休闲、健康以及工作环境方面，能够比较全面地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表示这一分析框架适用于其他国家类似问题的研究。
戈登教授提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创新。他把美国年以来的一百年称为“特殊世纪”（spcialcntury），无论是测度生活水平最常用指标——人均实际GDP的增长，还是因统计遗漏、测度误差而低估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都远高于年之前和年之后的水平。
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令人惊叹，这一切都是由一系列伟大发明推动形成的。在交谈中，戈登教授澄清道，年以后的生活水平（人均实际GDP）不是没有提高，只是变为渐进式进步，无法重复“特殊世纪”的革命性进步。
美国“特殊世纪”人们生活水平划时代的提升，反映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重要性和广泛影响。相比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的范围较窄且持续时间较短。在交谈中，戈登教授表示尽管这一观点引来很多争议，他仍然坚持己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强调要把创新速度与创新影响区分开来。他解释道，美国以专利数量衡量的创新活动一直很活跃，—年增长了27.9%，高于—年24.2%的增速，甚至比—年平均每十年增长17.4%的速度更快；而衡量创新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年的增速比美国有史以来的任何十年都慢。
未来新的技术进步也不太可能像从打字机、卡片目录转变到个人电脑、互联网那样，以相同数量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交谈中，我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如数字技术的进步增加了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存在被低估的倾向；实施某些适宜的改革政策，也能起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不过，他并不赞同。
事后想来，戈登教授对如今层出不穷、眼花缭乱的创新泼下善意的冷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以更长的视角看，与一百多年前发明和创新带给经济的革命性进步相比，现在的一些创新可能还没有傲人的资本。
对于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范围较窄、持续时间较短的结论是否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问题，戈登教授讲到他新近的研究，发现西欧国家、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尽管采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创新晚于美国，但从自身纵向比较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放缓趋势。
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戈登教授认为将会遇到收入不平等加剧、受教育程度提升放缓、婴儿潮一代退休、政府债务持续增长四大阻力，其中最主要是不平等加剧，使得创新收益无法得到广泛分享。访学期间，我也感到这一问题受到的重视。
coop书店
在哈佛广场一侧的coop书店里，有关不平等话题的书籍一直被摆在显眼位置。除了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及由此衍生的《皮凯蒂之后：经济学和不平等的议程》《反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外，还有赫尔普曼的《全球化与不平等》、奥思特里的《直面不平等：社会如何选择包容性增长》等多部新著。
如何克服这些阻力，戈登教授提出一揽子的政策考虑，很多在国内已有评论和详细介绍，在此，我想就提得较少的“累退性规制”（rgrssivrgulation）谈些体会。就我所阅读的文献来看，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赛于年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累退性规制的改革问题。他指出美国累退性规制的主要表现为：版权法和专利法准予的过度垄断特权，高技能移民限制，因职业资格许可限制而受到保护的现有服务提供者，土地利用规制造成的人为稀缺。以职业资格许可限制为例，尽管必要的规制可以促进供求信息对称，但过多的职业资格许可会减少就业机会和抑制竞争。
白宫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美有超过25%的就业人口需要职业资格许可，其中大多数许可由各州设定。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州一级获得职业资格许可的就业人数占比增长了5倍。据估算，职业资格许可限制导致全美损失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增加消费者支出多亿美元。林赛认为，累退性规制的改革兼具促进竞争和鼓励创新、改善收入分配的多重效应，不同于税收和预算政策、金融监管、医疗保险筹资等议题的政治辩论，改革累退性规制能够得到进步派、保守派以及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多数支持，是最有希望重振美国长期增长的改革举措。
临别时，戈登教授提到上次到访中国还是年，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跨越”给予很高评价。我想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国情的两个国家来讲，遇到的问题有所差异，但人们对经济进步和生活改善的追求是相通的，在这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要做的都很多。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原文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已获得作者授权。
《美国增长的起落》
英文书名：ThRisandFallofAmricanGrowth:ThU.S.StandardofLivingsincthCivilWar
罗伯特·戈登（RobrtJ.Gordo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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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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