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屈炳祥
摘要：我国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而且实现了对农村的地主富农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性化改造，使之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而，那个被当做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旧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基本消灭了。但是，由于尔后的数十年，我们实行了一套市场化改革的路线，结果在消灭了旧的资产阶级之后又重新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不仅占有我国大量的物资财富，而且还占有我国大量的社会资源与政治话语权，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是我国现实生活中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我国现阶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还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无需讲很多的道理。社会就是一本大开的书，只需认认真真地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就不言而喻了。
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化。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农村的地主富农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进行了人性化改造，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失去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在思想上得到了转变，即放弃了过去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特别是在尔后多次的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不断有了新的进步。所以，当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时，那个被当做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旧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基本消灭了。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却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时刻都在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一方面，寄希望于国外的那些反共反华势力、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企图在他们的帮助下实现自己的美梦。另一方面又拼命采取各种方式，在我们共产党内培养或物色代理人。然而，时间荏苒，逝者如斯。时间总是无情的。还没等他们实现自己的黄粱美梦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过，他们的工夫也没有完全白费。在他们强大的攻势面前，我们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便纷纷中招、频频被拉下了水，忘记了当年入党时的誓言，抛弃自己曾经追求的崇高理想与信念，与党和人民分道扬镳了。
这一派人物，多是因为被拉下水的，所以除了少数外，大多数并不都是反对党的，骨子里还有爱国的一面。因而，就其大多数，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仍是可以教育好的。毛泽东主席当年开展各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重在教育与挽救，并不是一定要将他们统统打倒。事实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我们党开展的各种教育运动中的确受到了教育，收到了好的效果，即使是一些曾经受过委屈、吃了苦的人也有这样的体会与认识。对于这些受冤枉的老同志，毛泽东主席曾提出了“落实政策”的任务。后来，由于他的不幸离世，有些“落实政策”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做完，只好留给了他的后任。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便迅速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本来，按照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我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中心环节就是“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国的改革竟变成了整个经济制度的改制与整个社会的转轨。改革伊始，一方面，对广大工人群众抡起大锤砸了“三铁”，即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破除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国家职工的终身制与企业主人翁地位，一律改为聘用制、合同制，革掉了社会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另一方面，在宏观上对企业实行“拨改贷”、“利改税”，给企业断奶、加大企业经营压力的同时，又在微观上对企业搞所谓“放权让利”，还企业自主经营权，使之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此基础上，又在企业推行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接着又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一直到所谓“抓大放小”与“减员增效”等等，一步步把国有企业搞死，然后又以极低廉的价格转让，使之变为私有制企业。顷刻间，昔日的国有企业从我国国民经济的绝对优势变成了绝对劣势。如今，对所剩不多的国有企业又打起了“混改”的主意，希望通过引进所谓“社会资本”（实则是私人资本，所谓“社会资本”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说法）来彻底改造国有企业。
此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被大大削弱的同时，又以各种重大举措与优惠政策，大大刺激与鼓励私有制与个体所有制经济无边界、无底线地发展；此外，还在我国法律、制度、政策及管理等方面都不健全，乃至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敞开大门几近无原则、无选择、无限制地引进了大批国外资本与企业。几年工夫，使各种形式的私有制经济，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如狂奔的野马迅疾发展起来，逐渐由改革之初的“有益补充”变成了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又变成了我国经济的“主体”。如今，所谓两个“毫不动摇”变成了一个“毫不动摇”，另一个“毫不动摇”真正地被彻底动摇了。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第4次国民经济普查办公室公布的我国距今最近的一次国民经济普查得到的资料显示，截止年，我国的企业法人单位共有.0万家，其中非公有制企业.6万家（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1.9万家，占比0.6%；外商投资企业10.3万家，占比0.6%；私营企业.4万家，占比84.1%），而国有企业仅7.2万家，占比0.4%，⑴还不足非公有制企业的二百一十分之一。
由于所有制结构出现的这种根本性变化，使我国数千万的工人永远地失去了自己赖以依靠的企业和安身立命的岗位，彻底变成了新时代的雇佣劳动大军。不仅如此，另外还使我国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劳动者除了极少数有幸进入国有单位的外，他们中的绝对多数从其走向社会的第一天起就失去了就业的机会，只能如他们的父辈那样进入雇佣劳动大军的队伍，甚至是失业大军的队伍。这样，本来已经被消灭了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又重新出现在了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了吗？
//二//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实力雄厚，富可敌国。根据“中国首富排行榜”最新资料显示：截止年底，中国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有位，人均29亿美元，占有国民财富亿美元，(2)为是年全国GDP9%。其中，首富xxx一人或一家就占有国民财富亿美元，为全国GDP的3.39%。这真是今古奇观，让人长见识。如果从宏观上看，这个新资产阶级占据了我国90%以上的生产经营单位，80%以上的人力资源，70%以上的技术专利，60%以上的生产能力。(3)此外，还占有我国大量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巨大的市场资源与公共资源，等等。如果仅从量的角度来评估，那么，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占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一大半，大大地突破了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确定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的定位，完全违背了我们宪法的规定和改革的初衷。
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不仅占有我国大量的物资财富，而且还占有我国大量的社会资源。事实表明，一方面，在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有着他们大批的代理人或利益代表者，为他们效力，提供其全方位服务。这里既有政府部门的，也有党务部门的，甚至还有军队与司法机关的人物。其中有的是已经暴露或被我们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揭露出来的蜕化变质与腐败份子，如xxx、xxx等中央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及其以下的各级官员。这些数以万、十万计的大小人物，不都是他们在我国各个领域、各级领导机关里中意的人选吗？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不都是代表了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意志与利益吗？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正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履职的利益代表人。这些人，有的深藏不露，以占有各级领导机关权力的有利条件，充当他们的靠山与保护伞，以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与改革举措及各种优惠政策，支持与保护所谓民营经济（实则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如我国推行的所谓以私有化、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及其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的出台等等，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另外，还有一大批所谓专家学者或智囊人物也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们或创办所谓研究机构，或举办什么论坛，或著书立说、讲座等，为我们的领导机关或领导者当高参、做顾问，建言献策，企图左右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国家机关的重大决策与政策制定。这一点，凡明眼人都看到过，我国的改革开放每到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有所谓的“意见”、“建议”、“报告”等纷纷出笼，有的甚至直接递交国务院、发改委，其目的就是如此。
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履职的利益代表人中，还有一种人物特别活跃，令人打眼。这些人，很受我们领导的信任与器重，身居很高的位子，握有很重的权力，有很旺的人气，很具影响力。因为这样，所以早早地被新生的资产阶级看中，成了他们最如意、最得力的利益代表者。
另一方面，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在我们的学术界、思想界、舆论界、出版界也有着许多的忠实代言人和广泛的话语权。我国最活跃的学术界名人茅x轼先生就曾明白无误地说道，经济学家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其实，茅于轼先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即“替富人说话”才是真，而“为穷人办事”则是假。因为“替富人说话”的人绝对不会“为穷人办事”，这是由他们的立场、观点所决定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理。
我国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首先在我国学术界、思想界、舆论界等有一批以知名人物为代表的热心代言人。这些人，由于其身份特殊，总是利用自己的职业专长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甚至是与我国高层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关系过密等优越条件，以各种方式为其代言，不失时机地反映他们的利益与诉求。他们说：“所有制只是手段，不是目的”，(6)公有、私有制都不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本质的规定，(7)“私营、个体的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所有制”。(8)还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产权问题”，即“改革所有制关系和调整所有制结构”。(9)“民营[实即私营——引者注]经济不能局限于拾遗补缺的角色”，(10)“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不限制经济发展”。(11)此外，他们甚至还主张，要允许“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喧宾夺主’”，(12)“民营[实即私营——引者注]不但要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构成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13)“私有经济占主体的趋势是难以人为遏制的”。(14)如此等等，等等。这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就是要将中国全部私有化，把中国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天然乐园。
另外，我国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胆大妄为，还直接利用我国主流媒体，把它们当作自己舆论工具，为自己说话，为自己发声。相应的，在我们的主流媒体里也不乏一些热心为之说话办事的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除了上述这些之外，我国的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还有着极为强大的国际背景，它与以美国为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而且还把这些国家作为自己大发展的靠山。其中，许多人或公司与这些国家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与技术合作关系，并且这种关系由于时间的积累而变得越来越密切。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他们直接把公司办到了国外，在国外注册、在国外上市，帮助他国发展。另外，还有的人或公司在本土发了财不再在本土兴业，而是把钱拿到他国投资或做慈善，数以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国民财富拿去发展别国的教育、科学研究与卫生事业，等等。他们不仅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界关系密切，而且与社会其他各界，包括学术界、新闻界、政界也接触甚密。除了开展所谓学术交流，还广泛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与政界政要广交朋友，受到政要的接见。他们在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不仅为促进所在国的发展尽了心、效了力，也为那里的统治阶级送去了欢心，得到了政府的肯定与欣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可见，我国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该是多么的强大！正是因为它的强大，所以才敢把广大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与之对抗。这不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吗？在这里，一个是资本的所有者，一个只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一个是“工业的司令官”，一个是现代的“雇佣奴隶”；一个是剥削者，一个是被剥削者，如此而已。就是这么如此对立的两级构成了我们当今的现实社会。
//三//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对抗，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有过极深刻的揭示与生动的描述，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其情况又怎么样呢？坦率地说，事实表明，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较之他们的老前辈在对待无产阶级的问题上是毫不逊色。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他“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今天的资本家也是这样。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哪位教父的特别洗礼，其灵魂并没有得到“净化”，也没有获得所谓“超性的伦理道德”，因而他们没有成为什么“义人”。资本家的灵魂还是那样的肮脹与贪婪，他们的本能和使命仍然还是那种“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为此，他们依然像自己的老前辈一样绞尽脑汁地去发财致富。
首先，有意压低工人的工资，使工人的工资保持在最低水平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不仅包含一个劳动者自身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还包含一个养家糊口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然而，在我们的国度里，资本家却仅仅以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为标准工资，并且很少有增长的机会，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资料显示：与西方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我国雇佣工人的工资水平大约只及马来西亚的1/4，巴西和墨西哥的1/3。即使是同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我国同样没有办法比。(17)至于同我国的公有制企业，更是不可与日同语。资料显示，年公有制企业人均年工资元，而私有制企业人均工资只有元。(18)二者相差元，致使这些私有制企业的雇工长期处于相对、乃至绝对贫困状态。(19)
其次，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使之超过了工人的耐受程度。原来的劳动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在年下半年对北京、郑州、成都、杭州和乌鲁木齐五个城市劳资关系进行过一次专项调查，结果表明，占调查总数的21.24%的雇工没有休息日，占32.15%的每月只休息1～3天，占32.45%的每月可以休息4～6天。另有资料显示，在我国，有1/4的私有制企业的雇工每月劳动超过小时，有些甚至达到小时。(20)事实表明，这与他们的老祖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的资本家比较起来一点都不逊色。
再次，拖欠、克扣工人工资与福利。在那些私有制企业，拖欠工人工资很正常，不拖欠才是不正常。一方面，业主为了把工人栓在企业的柱子上，限制他们流动，往往都会将工资发放往后推迟一至二个月。如果工人在这期间离开企业，工资就归业主所有了。这也算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种新手段。这里所说的拖欠工资，主要是指那种几个月、半年，乃至一两年都不与工人兑现工资的现象。资本家为了减少银行贷款，因为向银行贷款是要付利息的，所以他们往往将工人的工资截下，作为流动资金使用。这样，既可限制工人流动，又可不付任何代价。另外，克扣工人工资与福利也是加强对工人剥削的一种手法。“IT之家”年1月13日以“员工迟到扣”为题报道了“搜狐”公司明文规定员工“迟到一次罚款元”一事。此事得到资方认可，并称：
“对考勤的处罚力度进行大幅提升，其核心是希望员工能对工作保有激情和野心，时刻保持高度敏感，更加敬业、勤奋和有效率地工作。”除了克扣工资，还有克扣工人福利与罚款。具体而言，业主一方面，侵占工人休假时间，要求工人在休假时间加班，然而，又拒绝按政府政策规定发放加班工资；另一方面，拒不支付政府政策规定的各种专项补贴，如高空高温作业补贴、有毒有害作业补贴等等，即使是政府规定的必须为工人办理的“五险一金”，也要打折扣即按政策规定的最低标准办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都是我国私有制企业广泛存在的普遍现象。由于我国的这些新生的资本家特别的天赋，使他们在对剥削工人的方式上、而且在其业绩上不仅大大地超出了他们的西方大佬，一举创造出了举世无双的高剩余价值率。资料显示，
“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在进入本世纪以来，剩余价值率都在%以上，其中最高的年份（如2年）达到%，这个数远远高于世界第一经济体的美国。资料显示，在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剩余价值率也只有20%左右。”(21)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怪不得山姆大叔对我们的这些企业也竖起了大拇指。
除了经济上的剥削，新生的资产阶级而且还在政治上加强对工人的统治与控制。首先，对抗国家法律与政令，剥夺工人的合法权益。比如，在一些私人企业，业主往往以种种理由阻扰工人建立工会组织与开展正常的活动。有的企业虽然建立了工会，但工会主席大都由业主的老婆或亲信担任，将工会的实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张喜亮先生年曾发文指出：当前，非公经济组织的工会组建率不足20%，其中还有相当多的是“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工会作为一种摆设的情况比较严重。(22)另有资料显示，截止年，我国非公经济组织（不含港澳台资企业）的工会组建率只有12.87%。(23)无论是20%，还是12.87%，都不一定是业主所能欣然接受与认可的，而大多都是出于当地党组织、政府乃至工会组织的压力所致。此外，业主为了逃避对工人应尽的责任，往往拒绝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剥夺工人应享受的各种权利，如劳动与报酬、劳动安全与卫生、劳动时间与休息休假、保险与福利、职业培训等等。
其次，业主运用过去的与现代的各种手段加强对工人的掌控，使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这些新生的资本家把大批的工人关进由高墙包围、有保安看护的厂区和装有铁门、铁窗的车间。在这里，他们有铁一样的纪律，对工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工人在业主一层层的科层统治下，在社会最底层苟活着。一天24小时，除了干活、加班以外，很少有自己支配的时间。一般的情况是，在这样的企业，工人连吃饭的时间都被压了再压，一直压到了最低程度；即使是如厕，也要给上司打报告，并且还有次数与时间的限制。在有的企业，其厂区到处都是电子眼、摄像头，工人全天的活动都在企业管理者的视线之内。年8月14日新华网新闻频道有这样一篇奇文，其中说道：
“‘我上厕所后没放水冲洗他们知道，空调开着出了趟门他们也知道，吃饭前没洗手、用手机打电话回老家，他们都知道……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一家民营企业采取监控信息化后台管理，所有员工在工作时间内的一切行动，皆被跟踪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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