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的儒学·儒学的教化
欢迎 研究儒学最主要的是对孔子的认识和评价。金景芳始终是以尊崇的态度对待孔子的，这和一些宣称研究孔子是为了更好的认识、批驳孔子的反动面目的人是迥然不同的。在金景芳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包括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这个底线始终不曾动摇。不仅如此，金景芳还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方式力图为孔子研究争得一席之地。一九五七年，东北人民大学召开科学研讨会，金景芳的《论孔子思想》一文交大会讨论，直谓孔子思想“基本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关锋在《光明日报》上批驳了这个提法。由于这个提法，虽然金景芳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已经公开发表了“自我批判”，文革开始，仍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一事件，究其实，包含了金景芳为了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坦然弘扬孔子思想的良苦用心。 如果说在一九三九年写作《易通》的时候，金景芳对辩证法的认识是自发的、志在探索新义，那么在解放后的多数时间里，力主孔子是完整的辩证法，则是为了不使孔子思想在当日不至沉埋荒弃的一个特殊的做法。这个做法早为当时的主政者识破，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系是孔教徒挂帅”，在以后批斗时，写有“孔教徒”字样的牌子总是挂在金景芳的胸前。对此，金景芳本人也算是求仁得仁，得其所哉。金景芳对孔子的研究固然很多出于创见，但也有直接复性书院传承的宛然痕迹。如金景芳认为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时，另一个是仁义。认为孔子思想中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时，就是变化。并以此证明韩愈所谓道统的不虚。其实，早在一九四0年六月二十日复性书院第二次考试试题即有“圣之时解”。虽然金景芳是这一年九月开始入复性书院学习的，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是极有可能知晓此事的。或谓，探讨“圣之时解”，固为复性书院讨论之义，亦无不可。 金景芳的学术作品里面有很多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地方，也许一般看来这是一个时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学者不可避免的影响，但对金景芳来说，事情却不那么简单。金景芳是早在一九三九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中国主流思想的时候，接受其观点启发的。那是在东北中学由湖南桃花坪向四川静宁寺迁校途中，金景芳购得傅子东译的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在书的附录中有《谈谈辩证法问题》，金景芳读后，深受启发，月余即写就《易通》。一九四二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三等奖。一九四五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解决了在学校任教的资格问题。复性书院的讲师谢无量曾给《易通》题词，谓：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善读者乃能观其通耳。此编综孔、老之绪言，并合以当世新学之变，可谓得易之时义者，由是进而不已，易道不难大明于今日也。谢无量的这篇题词，肯定了金景芳借助辩证法来探索易理的做法，称此举是“合以当世新学之变”，是符合“易之时义”的。在他看来，易道无所不包，融汇新学，为其应有之义，体现了他的圆融开明。 其实，那个时代很多有识之士都接触过马克思主义。马一浮就是这方面的先驱。早在一九0四年一月六日，马一浮就在日记中写道：“昨获陶逊氏《日耳曼社会主义史》、爱维雪氏《学生之马克士》、英吉士《理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各一册”，“晚来揽《社会主义原论》”；一九0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读哲学书，译社会主义书”；一九0四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一九0五年，马一浮归国，带回了德文版的《资本论》，是为第一部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就是复性书院期间马一浮的学术思想并不是仅仅出于对儒家的感情投入而作的一往之谈，而是融汇中西、平章华梵而后形成的大智慧。而金景芳在晚年最后的一部书里，就直接提出孔子已经认识到了哲学上最高的根本性理论。于是，我们可以发现金景芳这种站在易道无所不包的境界上，兼畜后世新义，正是复性书院倡导的一贯风格。 谈到金景芳的学术成就的时候，不应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他对理学的态度。无庸讳言，金景芳对理学的认识是存在隔膜的。金景芳毕生推崇孔子学说，而不及宋儒本身。略有涉及，亦多称宋儒对孔子思想的误解，因之而忽略宋儒本身的价值。作为理学大师马一浮的弟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 究实而论，金景芳的这一认识是受时代影响所致。清初，宋明理学的真精神受到清廷的压抑。出于统治考虑，清廷千方百计地限制儒者精神的振扬。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当时呈畸形发展状态的国学难以应对西方文明的渗透，于是，整个体系被冲垮，剩下的只有零星的民间资源。在这个大背景下，就是后来被尊为理学大师的马一浮，早年对理学甚至整个儒学亦相当反感。其一九0四年三月十二日日记，谓“宋明以来，腐儒满国”，一九0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记，谓“中国经数千年来，被君权与儒教之轭，于是天赋高尚纯美勇猛之性，都消失无余，遂成奴隶种姓，岂不哀哉！”平心而论，理学本身就是融汇了佛道的综合体系。如果没有回国后在广化寺、永福寺多年的参佛经历，马一浮恐怕很难契入学脉中断已久的宋明理学。后来，柳诒徵在看到马一浮的《泰和宜山会语》后，谓其“语语切理餍心，惜未能亲叩其证道之方。据寄示其讲义则由儒家居敬之功，然颇疑其实在禅学开眼之后。”可谓知言。其实，一时名家如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等，皆有援佛入儒的经历，而入佛的深浅亦往往决定其理学心性功夫的造诣，这是学术史上一个极可注意的现象。 相比之下，金景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接受了更多的所谓新思想的影响，与马一浮相比，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更为微弱。这一点金景芳早有清醒的认识。一九二四年，金景芳任教辽宁义县文昌宫小学，同事中有老秀才，金景芳认为，“我与老秀才比较，在新科学、新思想方面略有所长；在精熟‘四书’及作旧体诗、作对联等，则不如远甚。”当时的金景芳对传统文化知识、技能层面的修养尚且缺乏，与需体悟默识的理学境界的距离就可想而知了。难怪，他最初以清华研究院望复性书院，来函申请，马一浮谓之“拟不同科”。后来，金景芳入复性书院，对书架上的木刻大字正续《清经解》，倾全力研读， 当然，这不等于说金景芳没有受到理学的熏染。无论是一九六二年邀请擅长理学的钟泰去长春讲学，还是在晚年对后学脱口而出“大处难处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的明儒语录，均可以看出其对待理学的实际态度。在《周易》研究上，程伊川的《易传》为义理派代表作，亦是一部理学名著。马一浮十分重视伊川《易传》，尝谓：“传《易》应推伊川”，“故读《易》当从伊川入”、“伊川《易传》不可不备，患难中尤当常读之”。金景芳后来在研究、讲授《周易》的时候，走的就是义理派的路子，并将伊川《易传》列为最重要的必读著作。这些都可以说明理学对金景芳的影响。 金景芳晚年在回顾中国二十世纪时说，“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大体上可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革命派。第二类是反动派。第三类是中间派。他们（中间派）没有明确目标，一贯被动。虽然也说得上辛辛苦苦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然而如不入流的演员一样，只能在剧中扮演群众或配角，不能当主角。又如渔夫下海遇飓风，奋力在惊涛骇浪中挣扎。不饱鱼腹，已是幸事，谈不上什么英雄好汉”，金景芳认为自己“正确地说，属于中间派”。这也许不是金景芳一个人的心境，而是相当多知识分子的感受。金景芳正是以中间派的身份置身在世纪的惊涛骇浪中的，以他的所志所求，不饱鱼腹，实属幸事。而其能不依草附木，一生以弘扬孔子思想为己任，揭示儒家经义，守先待后，使劫后之余，后学尚知有所谓孔子思想、六经奥义，而先哲声光复白于天下，亦可谓无愧于平生所志，无愧于当年复性书院的一段师生因缘。
来源：《纪念孔子诞生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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