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
年5月5日－年3月14日
马理
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纪念马克思诞辰周年
孙正聿
文
真辰
诞思
克
摘要：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马克思，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为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使人类自觉到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使人类自觉到“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而为人类解放指明了现实道路，为当代人类文明形态变革提供了伟大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是最为“有理”的理论、最为“讲理”的理论、最为“彻底”的理论，因而是最为“说服人”的理论。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奋勇前行，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卡尔·马克思诞生于年5月5日。在纪念马克思诞生周年的时候，我的头脑中首先涌现出的是这样几句名言：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科学”;美国诗人朗费罗说，“伟人的生平昭示我们，我们也能够生活得高尚”;德国哲人黑格尔说，“人应当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吟诵这几句名言，我想说的是：我们所要跟随的“伟大人物的思想”，莫过于马克思的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我们所要效仿的“伟人的生平”，莫过于马克思“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人生;我们所要追求的“最高尚的东西”，莫过于马克思为之奋斗终生的“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纪念马克思，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的，就是“走进马克思”，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沿着马克思开辟的人类解放道路继续前行。
一、“走进马克思”的感动、震动和激动
“走进马克思”，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感动——被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理想所感动。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但他是自觉地“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人，自觉地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人，“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1]，因而是真正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大写的人”，才能为“大写”的人类贡献出值得我们“跟随”的“最引人入胜的科学”——指引人类前行的马克思主义。
“走进马克思”，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震动——被马克思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及其具有的“当代性”所震动。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揭示了作为“现实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跟随”马克思的思想，“继承”马克思的事业，才能洞悉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创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新形态。
“走进马克思”，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激动——让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变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的激动。生活要有理想，人生需要选择，而理想和选择必须有思想的指引和理论的支撑。美国学者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一个人在对他能够委身的价值进行探索时，要遇到许多竞相争取他信从的理想，他若要使这种探索得到满足，就必须对各种理想有所了解”，“一个人除非对供他选择的种种生活方向有所了解，否则，他不能理智地委身于一种生活方式”。[2]6面对当代的扑朔迷离、各异其是的“理论”和“理想”，马克思的思想和理想，放射出“最引人入胜”的光芒。法国学者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并且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不论我们对它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识，我们都不能不是它的继承人”。[3],只有“重读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我们才能真正地了解马克思，真正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真正地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走进马克思”，我还想引用马克思自己的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9马克思的理论，是最为“有理”的理论，最为“讲理”的理论，最为“彻底”的理论，因而是最能“说服人”的理论。“走进马克思”，我们就不仅会被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理想所“感动”，也不仅会被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所“震动”，而且会为我们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和伟大事业而“激动”，从而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展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更加自觉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马克思
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最为简洁而精辟的总结与评价。
在《讲话》中，对于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评价，恩格斯是这样作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革命家”，这对于马克思具有“首要性”，因而也应当是我们理解和评价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具有根本性的出发点;反之，离开这个具有根本性的出发点，我们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就会不得要领，甚至是本末倒置。
马克思是怎样的“革命家”？他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革命”？恩格斯在《讲话》中作出了高度概括性的明确回答：“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恩格斯的回答鲜明地告诉我们：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马克思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从而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指明了现实的解放道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这就是作为“革命家”和“最伟大的思想家”的马克思。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这样概括和评价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这就是作为“最伟大的思想家”的马克思为人类提供的“最伟大的思想”。
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于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阐述了他们所从事的“革命”，这就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
马克思作为从事“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革命家”，他为自己提出的历史任务，包括“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
马克思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的理论自觉，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深刻的一致性：作为“革命家”，他自觉地担当“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作为“思想家”，他自觉地承担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作出“理论方面”论证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归结为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理论，这鲜明而深刻地表明，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诉诸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我们就会深刻地理解，从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凝结着马克思毕生心血的理论巨著《资本论》，马克思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恩格斯所概括的“两大发现”为实质内容的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
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提出，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正是从这个“根本”出发，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从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构成了贯穿马克思全部著述的“主题”和“主线”，这构成了马克思的“最伟大的思想”的“活的灵魂”。
年，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求索人类解放为主题，从“人的本质”和“异化劳动”去探索“解放的根据”。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既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去寻求解放何以可能的“可能性”，又从人的“类特性”的“异化”去论证争取人类解放的“必要性”，从而推进了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求索。
年春，马克思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作“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宝贵文件”，升华了马克思此前探索人类解放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来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关系的新世界观，把《手稿》中关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确认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在《提纲》中明确地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60,67以“实践”的观点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把实践的主体确认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并把这个主体的使命确认为“改变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新世界观”。这个新世界观为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奠定了“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
—年，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现实的人”——作出了系统的明确的理论阐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67。“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4]67“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79正是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第一个历史活动”出发，马克思明确地作出结论，“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4]79。正是基于对“历史观”的这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研究结果归结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73，“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4]92。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把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确认为“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根据和“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前提。
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对于未来的社会作出了简洁明确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对此，马克思在后来的研究中更为具体地揭示了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所实现的人自身存在方式的变革。就历史事实而言，人类已经从总体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正是基于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理解，马克思把人的未来的存在方式描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5]-。在马克思这里，人类解放并不是某种“状况”，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过程。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87因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75。“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性，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人类解放事业。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作出了如下的精辟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6]32-33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一种理论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所揭示的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最为重大和最为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揭示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最为重大和最为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为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使人类自觉到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使人类自觉到“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而为人类解放指明了现实道路，为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提供了伟大的社会理想。这是作为“最伟大的思想家”的马克思为人类提供的“最伟大的思想”，这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之所在。
三、马克思的“三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作为“最伟大的思想家”的马克思，并不是学院化的学者，而是“为全人类而工作”的革命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学院化的学科体系的组合，而是“超学科”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因此，既不能简单地以学院化的学科分类去理解和阐释以马克思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简单地以学科分类的方式去研究和论述以马克思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思想道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不仅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并且指出“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而且其中任何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在各个领域的“独到的发现”，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伟大的“两大发现”，又是同他在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密不可分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而是人类文明的理论结晶。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首先是在于，人们通常所指认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作为通行的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三个学科而存在的，而是作为马克思的“三大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所指向的“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存在的。从《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融汇着这“三大批判”，而且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构成作为“一整块钢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
马克思的“三大批判”所开辟的思想道路，最根本的是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世界观”革命——变革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54正是在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4]55;“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56。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看待人所追求的真理，从而超越“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为人类解放开辟现实的思想道路，这就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具有文明史意义的“世界观”革命。
马克思的世界观革命，并不仅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哲学革命，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关于人的全部理论的革命;马克思的世界观革命，并不仅仅是观念层面上的革命，而且是引领人类“改变世界”的革命。这直接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是融注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之中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32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物和物的关系，而是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揭露在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不仅“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深刻地表明，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在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曾以一个生动而精辟的论断来揭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马克思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4]马克思的这个“比喻”，是极为深刻和发人深省的。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用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把人变成帽子”;黑格尔在他的思辨哲学中，把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转化为观念，也就是把所有的现实关系都变成了“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历史”出发，深刻地揭示了“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并把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升到这样的高度：“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7]。这样，马克思就把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其批判的目的——人类解放——统一起来了。
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是同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融为一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与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之间的尖锐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然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揭露和批判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而恰恰是以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性”的理论去批判现实。所以，空想社会主义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是应当谴责和诅咒的，而无法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只能说明无产阶级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无法说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自身解放的条件;只能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作出种种美好的设想，而不能指明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进程。所以，对于人类自身的解放，空想社会主义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幻想的武器”。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则是把“幻想的武器”变为“现实的武器”，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现实的道路。正因如此，列宁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学派正是在它抛弃关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善于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8]51。正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作出了无可辩驳的论证，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只有把握《资本论》的思想内涵及其当代意义，才能真正地“走进马克思”。
四、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巨著。马克思的争取人类解放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诉求，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解放的历史规律和现实道路，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理论成果，都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里。离开《资本论》，就无法深入地、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无法真实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因而也就无法真正地“走进马克思”。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6。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探索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就不能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关于人类解放现实道路的理论，就不能是“关于人的本性”的抽象议论，而只能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所构成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什么是“现实的人”？人的现实在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因此，“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构成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构不成现实的人，就构不成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就构不成人的历史发展。现实的人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为基础而构成人的经济关系，并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构成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就必须以人的“经济关系”及其历史发展去揭示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及其历史发展，就必须从“物和物的关系”去揭示“人和人的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以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为实质内容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关于《资本论》的“资本”，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6];“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6]25。正是“资本”以“物和物的关系”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和人的关系”，并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而决定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人”就是受资本支配的人，“现实的历史”就是受资本支配的历史，因此，必须以“资本”为对象，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才能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才能为人类解放提供真实的社会理想并指明现实的解放道路。这是马克思以其毕生心血创作《资本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资本论》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的当代意义的根本依据之所在。
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地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从分析商品开始”[9]47。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最为重要的是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从而揭示了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资本论》提出：“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6]而商品的二重性的根源，则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说：“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6]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一切劳动”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说，“劳动的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只有从劳动的二重性这个“枢纽”出发，才能破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秘密，才能破解“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
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的交换;正是在以劳动交换为实质的商品交换中，构成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基础。因此，探索“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首先就要诉诸商品交换的实现方式及其历史发展。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5]。马克思的论述表明，“货币”，它作为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秘密就在于，它把人和人的关系异化为物和物的关系，它把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异化为物的普遍交换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人的存在方式。
作为“现实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在于“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并不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着力考察了“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9]，从而揭示了“资本”的运动逻辑：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运动逻辑，以货币为动机和目的的运动逻辑，以货币增殖为内容的“没有限度”和“没有止境”的运动逻辑。“资本”的运动逻辑，不仅“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4]，而且“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造成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异化和人的整个生活意义的异化。因此，只有把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才能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这就是《资本论》所创建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就是《资本论》所指明的人类解放的历史规律和现实道路。
《资本论》表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诉求，是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为基础的，因而是一个现实的而非虚幻的历史性的实现过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6]33“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这就是《资本论》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这就是《资本论》所塑造的新的时代精神，这就是《资本论》所引导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五、展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一句空洞的套话，更不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年9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力量、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和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实践力量和生命活力在当代世界最有说服力的生动体现。
在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他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7。马克思在社会有机体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在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历史更替中，肯定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并从这个“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中找到了最现实的批判力量，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10]1，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洞察和把握自身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人类争取和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支撑。这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的统一。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如此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如此深刻地推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力量就在于，它赋予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以理想和信念，它赋予社会主义运动以最坚实的理论支撑，它赋予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以最真实的道路指引。离开马克思主义，现代人类就无法形成真实的社会理想和合理的价值追求，就无法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就会失去凝聚共识和走向未来的理论支撑。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基于对我们所坚守的马克思主义的自信。
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1]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不是一个僵化的和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发展的和开放的理论体系，它集中地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世界的潮流和创新的实践，它引导人类以新的文明形态去破解自身发展进程中的难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12]3“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2]14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与时代变革同进步，与创新实践同发展，我们就会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照耀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令世界瞩目的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是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时代提出新使命，新时代开辟新征程，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就能承担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篇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和说服力。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就会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信念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们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力量。理想因其远大而成为理想，信念因其坚定而成为信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全体中华儿女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强大的理论支撑。
人类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每个个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是当今世界的最为根本的课题。从世界和时代的视野看，我们所面对的中国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时代性问题;我们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是我们所开拓的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我们所积累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建设经验，而且对于人类走向未来有着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走进马克思”，深刻地理解和深切地体悟马克思的学说和思想，深刻地理解和深切地体悟马克思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就会更深刻和更深切地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会更深刻和更深切地把握我们的时代，就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奋勇前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2]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马元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
[3]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8]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3年。
[10]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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