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实启发
马克思《资本论》对传染病的考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现实启发，这主要体现在传染病防控中的若干关键点，回归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应然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人权保障的虚伪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等多个方面。
（一）传染病防控中的若干关键点
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感染传染病的考察，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关键点对于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具有重要影响：1、劳动者的身体素质；2、劳动者生活、工作环境的卫生程度；3、劳动者对传染病防治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把《资本论》中的“劳动者”替换为“社会公众”，并以此为基础阐发马克思《资本论》关于传染病防控若干关键点的现实启发。
首先，社会公众应尽量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身体素质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公众免疫力的高低，当传染病来袭时，社会公众的第一道防线就是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道防线。如果社会公众平日里存在过量劳动、缺乏锻炼、营养不良等问题，他们的这一道防线就会很容易被击溃，从而不得不更多地去依赖医疗措施。但无论在任何时代，医疗措施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能完全弥补社会公众自身免疫力低下的缺陷；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也是有上限的，自身免疫力防线被击溃的传染病患者达到一定数量后，就很可能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
其次，社会公众要尽可能在一个卫生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对于传染病尤其是呼吸道传染病的产生与传播而言，一个卫生的工作、生活环境不仅仅要干净和整洁，还要足够宽敞并能够保证空气流通，从而能够有效减少聚集性传染的发生。卫生的工作、生活环境不仅能够抑制传染病的产生，还能够在传染病的流行阶段一定程度上阻碍传染病的传播。尤其是如果相关单位、企业等不能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卫生的工作环境，或在必要的情况下给他们提供一个卫生的生活环境，就会大幅增加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再次，社会公众要掌握好传染病防治的基本信息。对于每一个社会公众而言，在防治传染病的过程中“知识就是力量”。传染病防治的相关基本信息主要包括传染病的传染强度，传染病的流行区域和流行季节，传染病大流行时社会公众自身生活区域、旅行目的地等的感染密度和感染风险，高风险人员、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的隔离与自我隔离，减少外出和聚集性活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勤洗手等必要防范知识，以及轻微症状的自我诊断和治疗等必要自救知识。如果相关部门对于传染病防控的基本信息宣传不到位，就很可能会使社会公众丧失这一重要的自保武器，甚至导致谣言四起，引发社会恐慌；而如果相关部门因担心相关信息的宣传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故意隐瞒传染病的发展阶段和危害程度，则可能使疫情防治错失良机，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传染病开始传播以后，相关部门对于传染病防控的宣传引导和重视程度，对于传染病的未来走向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最后，马克思《资本论》还论及了医生的职业素养、道德情操以及医药技术的发展对于传染病防控的积极作用，这些方面即使在今天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医生的职业水准、职业精神方面，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制陶业时，集中引述了格林豪、麦克贝恩、阿利奇、查理·帕森斯等几位医生对于陶业工人健康受损乃至死亡的原因分析和人数统计，相关记录和报告充分展现了这些医生过硬的职业水准，以及认真负责、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这些医生在准确找出病因的同时，甚至不惜把矛头指向制陶业本身，直言这一产业要对制陶工人的肉体痛苦和短命负责，体现了这些医生们勇于担当的道德情操。时至今日，医疗工作者的这种职业素养和道德情操仍然是值得大力弘扬和提倡的。在医药技术的发展方面，马克思在论及对生产中排泄物的利用时，曾提到把煤脂用于制造药品，“......把以前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2]医药技术的发展对于传染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针对某种传染病的量产特效药，通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传染病疫情的走向。
（二）回归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应然关系
在《资本论》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人与人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都是被扭曲和异化了的。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应然关系的偏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难以防控传染病流行的深层原因。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马克思《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联系被货币交换所掩盖，人们在物质需求和利己主义的驱使下发生社会联系，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传染病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后果就是，一部分人的身体健康、卫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对传染病相关基本信息的掌握等权益无法得到事先的保障，这大大不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传染病疫情的防控。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积极表现和真诚交往，抛却关于物质利益的顾虑，才可能回归到人的本质，回归人与人之间的应然关系，而这些显然都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够真正得到实现。
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马克思《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逐利本质，以及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无限欲求，使资本家不断征服自然、压榨自然。为了实现这一点，资本家必须压榨劳动者，借助劳动者的生产劳动去掠夺自然，强行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资本家把对自然的压榨转嫁到了劳动者身上，他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应然关系的偏离，不断强化着对人与人之间应然关系的偏离。“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1]传染病产生与传播过程中劳动者受到的那些更大的损害，最终都可被归结为人与自然之间的错误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当然是不能征服的，人本身就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使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人必须不断地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料，利用并改造自然，容易不自觉地将自身与自然对立起来，但人不能完全走向自然的对立面，因为这只会把人自身至于危险之中，并终将受到自然的惩罚。人必须实现与自然的和解，在自然中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够长久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同一的，“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应然关系的回归也必然是同一的。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才可能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由人”，再次回归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应然关系中。
（三）资本主义国家人权保障的虚伪性
《资本论》中资产主义国家对于劳动者患传染病不设防的态度，和对传染病大流行造成后果的应对方式，突出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劳动者基本人权的践踏。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传染病的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人权保障虚伪性已经变得更加隐蔽，其具体表现形式也已经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有了很大差异，但却仍旧是真实存在着的。在传染病疫情大爆发等一些特殊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人权保障的虚伪性会被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资本论》关于传染病产生与传播的论述中，资本主义国家人权保障的虚伪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关于劳动者人权的法律法规与宪法原则的不一致性；2、劳动者人权保障的实际状况与法律法规的不一致性。在资本主义宪法原则中，人权原则是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显然《资本论》中所述的各种组织法和劳工法，有很多是违背资本主义宪法人权原则的，这导致了劳动者人权保障的法律法规与宪法原则的不一致性。如在论及工厂主和领主对于剩余劳动的贪求时，马克思对多瑙河诸公国的组织法作出了如下评价：“通过一项项条文使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合法化的多瑙河两公国《组织规程》是这种贪欲的积极表现”。[1]这类法律法规完全不顾过量劳动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损害，也增加了他们感染传染病的风险。不仅如此，一些法律法规对于劳动者人权的侵害甚至在不断加深。如在论及英国最初的劳工法时，马克思指出这一劳工法为了使雇主能够以“合理”价格获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量，对劳动者的用餐时间进行了限制，以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且这种限制正在愈加收紧，最初劳工法中劳动者的吃饭时间比现行工厂法还要多出一倍。[1]劳动者人权保障的实际状况与法律法规的不一致性同样在《资本论》中得到了体现。如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的，救贫法规定劳动者在过度贫困时有被所在教区救助的权利，但大地主为了不负担这种法律义务，把劳动者们统统赶出了教区。更有甚者，很多时候法律法规竟沦为了资本家的文字游戏，“撇开卫生条款中使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措辞不说，这些条款的内容也是非常贫乏的”。[1]
《资本论》著成以后至今，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外部，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长期的冲击和挑战；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也发生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斗争与和解。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向了自我改良的道路，具体表现包括：国家职能公共化、资本社会化、应对经济波动能力增强、社会福利提升等等。这种自我改良大幅延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灭亡，也让马克思《资本论》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愿景至今未能实现，甚至工人阶级早已不再愿意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本质却从来都没有改变，只不过这种剥削的程度有所减轻，形式也愈发隐蔽。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本质在一些特殊时期能够被充分体现出来，这种特殊时期要求政府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以最大化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最小化资产阶级的经济损失，而传染病大流行正是这种特殊时期的一个典型代表。
当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传染病大流行时，统治者最先考虑的并非是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他们会首先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来维持这种稳定性，以保护资产阶级自身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和统治阶层不愿意为了保护劳动人民而采取过度激进的防疫抗疫措施，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并不过于担心资产阶级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资产阶级通常能够享受到很好的医疗条件，也不会因对传染病的医治而破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生怕这些措施会给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带来损害。只有当传染病疫情已经发展到不得不加强防控，否则就会给资产阶级自身的经济利益带来更大损害时，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才会考虑采取更加严格的传染病疫情防控措施，而且这种严格仍然是有限度的严格。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很大程度上经济危机才是他们最为害怕的“传染病”，除非传染病同样也给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了威胁。在论及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时，马克思曾提到这样一个事例：“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以致在年到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绝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1]这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传染病的上述应对方式。另外，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长期剥削，使劳动者不仅手中没有多余的货币，还常常背负着还贷压力，一直处在濒临破产的边缘。由于资产阶级已经实现了对劳动人民最大程度的剥削，如果采取过于严格的防疫抗疫措施，国家就不得不为劳动人民在隔离期间的必要生活开支买单，而这同样是资产阶级所不乐见的。
（四）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从马克思《资本论》对传染病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对传染病疫情的应对十分无力，且这种无力性在主、客观两个方面均有所体现。就其主观方面而言，在传染病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真正关心的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非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因此，政府不仅不会积极地对传染病进行防治，还会向劳动人民隐瞒传染病疫情的实际状况，甚至在劳动人民感染传染病后也不对他们进行及时、有效的救助。就其客观方面而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缺陷也使其难以对传染病大流行进行防控。资本主义制度在客观方面的无力性，反面突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虽然《资本论》没有直接论及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优越性，但实际上却又处处都在以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深刻的理论剖析向我们展现这一点。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所有制、实现民主的途径乃至社会公众的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社会主义制度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显现出远胜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经济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体现为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差异。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由全部或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手段，而是成了劳动者满足自身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条件。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有经济中，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这些生产资料能够涵盖社会主义国家国土范围内的绝大多数自然资源与能源。另外，国有经济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医疗、教育、养老、国防、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时，能否广泛、快速地调度、集中多方资源是能否办成、办好大事的关键，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其在调度和集中资源时很少受到制度、体制因素的限制，政府与社会关系表现为“强政府、强社会”，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时具有明显的先天优势。与之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推行私有制经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力本身也被沦为一种商品。资本家以资本增殖为目的，雇佣劳动者并对劳动者进行剥削，无偿占有劳动者生产出的剩余价值。在私有制经济中，政府与社会关系表现为“小政府、大社会”，每个人都以自身经济利益为目的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无法站在全体国民利益的立场上上考虑问题。马克思曾在论及工厂立法在英国的普遍实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经济的这一缺陷进行过尤为深刻的批判：“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1]在集中力量办大事需要大量调度、集中多方资源时，私有制经济中的个体与利益集团会优先考虑自身经济利益，并只在能够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让渡自身对人力、物力资源或技术方案的所有权，这大大降低了资源集中的效率，使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实现民主的途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体现为民主集中制与代议民主制的差异。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的主要途径是民主集中制，这造成政府能够在使用权力时做到既高度民主，又高度集中。当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通过民意机关转交给了政府以后，政府就拥有了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只要政府对权力的使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会令行无阻，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时，相关决策部署通常面临时间紧迫性带来的压力，政府部门在办事过程中必须做到当机立断、灵活应对、效率先行，这只有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高度民主、高度集中的民主实现途径使其政府在保障民主的同时，能够享有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时显现出独树一帜的先天优势。与之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代议制实现民主，其政府必须通过议会，由资产阶级的少数代表通过讨论和辩论的方式作出重要的行政决策。由于与会党派、利益集团之间普遍存在着利益分歧和相互对抗，这种讨论和辩论通常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最终结果，导致政府在进行重要决策部署时效率尤为低下。在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时，快速实现重要决策部署的客观需求与代议制民主的低效率之间的矛盾被无限放大，使资本主义国家在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时举棋不定、举步维艰，并常常因此怠误时机。
在社会公众的道德观念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体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公众的核心道德规范。由于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公众的最高价值理想，集体主义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重要道德观念。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公众秉持着一种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他们在考虑问题和行动时会以集体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因而能够在集体行动中更好地找到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好自身的应有作用。不仅如此，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还会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公众在国家有需要时，能够义不容辞地成为志愿者、奉献者，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公众则持有一种与集体主义完全对立的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他们崇尚个人自由与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看待世界，社会只是他们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社会公众而言，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是不能接受的，但为了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却在很多时候不需要克服太多的道德障碍。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公众无法像一个集体那样去行动，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自己和给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因而经常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不仅如此，他们在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时，甚至可能会为了追求所谓的个人自由，拒绝服从政府部门的统一指挥管理，进而严重影响了“办大事”的效率。
四、结语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部署与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取得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并向世界上其它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施以援手，继续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所作所为及其积极成效，给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信心、树立了榜样，充分弘扬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在国内和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很多值得理论界反思与思考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传染病防控要把握好哪些关键点？人类应怎样与自然相处才可能与之长久共存？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保障是否徒有其表？在应对疫情时该怎样权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何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显著的优越性？马克思《资本论》对传染病的考察能够给上述问题的解答带来启发，这也使这一经典著作在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发展受挫的情况下，再次展现出了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惊人解释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发展为全球性流行病的特殊时期，重温经典，重读《资本论》，能够帮助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把握好很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再一次感受马克思《资本论》历久弥新的理论魅力。
注释：
[1]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来稿:浅夏
编辑：ycx
审校：许荣霈汪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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