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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贴六周期与人生写给姑娘看的宏观之

姜禄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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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引子:

在感情贴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写的是科技股的证券报告,是方便给理工科女生阅读的。在感情贴的第三篇文章中,我写的是周期股的证券报告,是用来给文科女生参考的。在这篇文章里,我写的是宏观报告,是方便给商科女生阅读的。由于在感情上,女生希望能够了解我的工作能力,因此我写此三篇代表文章,是为了在情感道路上,以诚恳之态度,展示自己的投研基本功。

我以前读过一篇介绍睿远基金负责人陈光明的文章叫做《善良比聪明重要,一个百亿操盘手在A股的艰难进阶》。陈光明老师今天已经管理百亿资产了,而他当年像每一个投资经理一样,都曾经走过一段艰苦的投研摸索的道路。对于这种考验,每一个投资经理在工作中都无法避免,因此撰写深度报告成为了股票投研宏观策略方向最为重要的工作,也成为了我过去数年来的主要工作。

今天的我,已经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位很优秀的投资经理。对于感情我则非常重视,故而认真完成了这篇报告。这是因为,我认为这三篇报告不仅这位女生会看,我认为她父母也会认真看的。

文章最后附上我的简介吧,有兴趣的姑娘可以阅读。

前言:

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每天早晨我开车到投资公司研究部门时,会经过一片闪耀着太阳光芒的湖泊,夏天里湖边的一簇簇芦苇尖上盛开着蓬蓬松松的芦苇花,清晨时那里的湖面总是笼罩着一层薄雾,中午薄雾才会逐渐散去,露出闪动的粼粼波光。

经济周期曾经被视作像湖塘春色的自然规律,直到年代,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的青少年时期,大萧条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他们希望能够理解在20世纪发生的剧变与经济问题:世界大战、恶性通货膨胀、法西斯主义、失业、经济欠发达。那个年代的很多人都对社会学与哲学感到着迷,但是又发现经济学似乎是研究社会本身及其问题的更好途径。

这就像有一回我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里看过一张照片,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失业者背靠在倒闭商店的橱窗上,照片旁画着年提出的奥肯法则,它指出相对于潜在GDP,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就大约会上升1个百分点。

同样的情况是,在证券投研领域里面,宏观策略会思考一些深刻的问题,例如国外的大类资产价格趋势,国内的金融周期、产能周期、经济结构变化等。我们现在在证券投资中所考虑的问题,其原本的经济学原理也早就有前人探讨,在这篇文章中我从18世纪中期的古典学派开始,一直谈到现代的新凯恩斯主义,全文共分为了五个阶段的内容。

第一阶段:亚当.斯密古典学派、马歇尔新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

第一部分:古典学派(亚当.斯密到穆勒)与新古典学派(马歇尔):实际部门与货币部门的两分法、货币数量说

我中学时读历史书知道清朝末年有个介绍西洋思想的著名人物叫严复,他是第一个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著作的人,严复的译文极为精彩,在那个年代有着“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美誉。历史上亚当.斯密是在年出版的《国富论》,这被看作古典学派的创立者,他的作品强调经济应当自由放任、最小政府、并且反重商主义,即让一切自由化、分工化和专业化,这才是国家富裕的根源。

我们知道,古典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统治了大约八十年时间,其中有三本经典的经济分析代表作是: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古典学派非常重视逻辑推演,他们不是靠复杂的数学演算,而是靠题材的宏大和深刻,以及与社会学领域结合之后的闪亮火花。

Rostow那本《经济增长理论史》介绍到,古典学派后来流传下来,芝加哥学派继承了他们分析问题的传承,只是用了更轻巧新颖的题材,举一个例子,我学生时代读论文时有一回深夜的时候,读到年经济学诺贝尔奖GaryBecker在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上写的一篇8页篇幅的经济分析,说有家海鲜店生意非常之好,顾客宁可排两个小时的队,也不愿意去隔壁另一家海鲜店。这样就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生意好的这家店,为什么不愿意提高价格?第二个问题是生意清淡的店,明明应当降价去吸引在长龙里排的不耐烦的顾客,但是为何通常不愿这样做?(这个问题在新凯恩斯主义的黏性价格理论有相似讨论,我们后面会提到。)

在古典学派时期,《国富论》主要是探讨国家财富的本质与起源,李嘉图的重点则放在土地所产出来的东西,是透过哪些法则来分配,即注重所得分配的原理。总而言之,在年代之前,古典学派分析的题材主要集中在货币、贸易、物价、人口这类的总体宏观议题。

年代兴起的新古典学派一个很大特点是开始大量运用“边际”的概念,今天微观经济学最初的数理模型可以追溯到年代法国土木工程总监杜比的经济分析论文,当时法国的道路与桥梁都是政府出资建造,使用者当然要付费。土木工程师一方面造桥修路,另一方面也要订出各种价格,价格要低到够吸引使用者,又要高到足够覆盖建造成本。杜比的分析手法是用图形解说,用方程式表达关系,他的论文会用到效用递减法则、消费者剩余(让使用者有赚到的感觉)、如何在平民与富人之间差别取价让使用人数极大化。

既然这种运用边际原理来分析消费者剩余,提出差别取价的微观经济学思想雏形原来很早就出现于杜比在年写的《论收费站与收费表》这一类论文中了。那么到了年代,凯恩斯的老师,剑桥经济学教授马歇尔开始将边际学派的数理分析方法引入到李嘉图与穆勒的经济学著作中,马歇尔从小脸色灰白苍老,而其思想深刻宁静,凯恩斯后来为他的老师写传记说,“如果马歇尔看到水壶烧开了,不会开心叫喊,而是安静下来建造出蒸汽机”。

年春节时我曾经在青岛书城里看过马歇尔版本的《经济学原理》,年之后的主旨和我们现在较接近,要分析在有限的资源与既有的技术下,人类如何做不同的效益运用。在新古典学派代表马歇尔等人的带领下,经济学分析综合了边际学派与古典学派,同时引入了微积分与几何图形的工具,而分析的题材,也从古典派的货币、贸易、物价、人口这类的总体宏观议题,转向微观的个体议题,例如消费、效用、厂商、竞争、福利,此时经济学在求极大化或求最优化这类分析问题上已具备现代自然科学的性质。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讲,新古典学派是运用了两分法,这里它沿袭了萨伊定律,即供给能够创造它本身的需求。这一点不难理解,在以前的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饥荒年代自然是供不应求和卖方市场。同时在萨伊(-)活跃的年代,实际上国际贸易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并不高,那个年代正是欧洲各国之间频繁战争期间,西方国家还是一种封闭的市场经济模型,即没有对外经济部门。

事实上直到新古典学派马歇尔时代,其理论体系是很粗糙的,仍然是将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即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来进行研究,马歇尔继承了穆勒与萨伊的思想,他认为实际部门与货币部门互不影响,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是一瞬间起作用。这种论点实际上是把商品流通看作是物物交换过程,货币部门的行为(如货币供应量变化)不会影响实际部门的活动水平或规模。

由此,我们可知,古典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有两块重要基石:一是认为货币仅仅是流通工具,二是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让我们用方程式来表达古典经济学宏观体系,在下面这张图里的8个方程式中,第5组方程式是指货币部门,其它7组都是指实际部门。

我们注意在(1)生产函数中,在技术和资本存量一定的条件下,实际的总产出由就业量决定,且劳动力对生产函数的效应是增加的,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在(2)劳动需求函数:雇主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把雇用的劳动量确定在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实际工资率那一点,在(3)劳动供给函数:劳动的供给随着实际工资率的上升而增加。(4)劳动力市场均衡:均衡就业量由劳动的供求均衡决定。(6)储蓄函数:储蓄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7)投资函数:投资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减少。(8)资本市场均衡:古典经济学认为,利息是储蓄的报酬,是投资和资本形成的成本,因此利息率是资本市场上的价格,新古典学派假定利息率具有完全弹性,利息率是调节资本市场供求、从而保证资本市场出清的有效机制,它可以保证经济社会的资源实现充分就业。

古典学派假定劳动市场是完全竞争型的,货币工资率(劳动市场的价格)有完全弹性,充分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因此政府应当采取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根据上文(4)式中劳动力市场均衡,当劳动市场上决定了一个均衡就业量时,经济中的总产出就决定了,就如下图所示。由于货币工资的完全弹性,得到的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经济的总供给是高度无弹性的,由于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决定需求,由此总供给并不随着总需求的增加而增加。

我学生时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谈新古典学派是如何看待货币的,这里讲的细致一点。我们知道刚才在方程式5中我们讲到货币数量论:M=kY=kPy,这里Y是名义的国民收入;而我们在新古典学派时代的费雪方程式中看到的MV=PT,无论是V或k的大小由一个社会的支付习惯、制度、结构等因素决定,在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眼中,由于这些因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稳定的,因此可以把V或k看作常数。并且在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相对简单,人们认为在短期内,经济社会使用不变的资本存量和不变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同时经济通常是处在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这里的y是充分就业的实际国民收入。于是,在新古典学派里对于货币的看法是:货币数量与价格总水平同向同比例变化,货币数量的变化是价格总水平变化的原因。

具体来说,在年代大萧条前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占主流的年代,货币数量论主要有两种表达式,第一种是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M表示名义货币需求量,由于交易次数T难以衡量,后来又用实际国民收入y来替代,于是费雪方程式被改进为MV=Py;第二种是马歇尔提出的现金余额方程式M=kY=kPy,又被改写=ky。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交易方程式M=Py/V强调货币供给,M是用于交换的货币,即飞翔的货币。交易方程式的左边MV的表示一定时期用于交易所需要的货币量,右边的Py表示一定时期的名义国民收入。另一方面,现金余额方程式M=kY=kPy强调货币需求,M是人们手头持有的货币,即栖息的货币,k是人们持有的货币量与名义收人的比例,现金余额方程式可以说明,实际余额需求量与实际的国民收人成比例。当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给等于对货币的需求时,我们使的费雪与马歇尔的两个方程式相等,我们就可以得到=kPy,所以,现金余额方程式中的k与交易方程式中的V互为倒数。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人们对于货币如何影响经济就这样在费雪方程式与马歇尔方程式的相等中达到了一致。我做了一个总结,一直到年代大萧条前,经济学家对于货币和经济的关系形成了货币数量论的研究体系,它有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价格总水平理论,即用货币数量的变化来解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新古典学派把V和k看作常数,由于V和k或的大小由一个社会的支付习惯、制度、结构等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稳定的。于是货币数量论的结论是货币数量与价格总水平同向同比例变化,货币数量的变化是价格总水平变化的原因。同时,V和y被认为是既定的或不变的,所以V变化的百分数和y变化的百分数均为零,于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决定了通货膨胀率,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货币数量论中,实际上假定价格总水平P的货币供应量M弹性系数为1,这是货币数量论的核心。

由于这个弹性系数为1的概念太过重要,我这边写一下数学推导过程。假设P对M的弹性系数为η=,在费雪交易方程式MV=Py中,如果把V和y看作常数,两边求微分就可以得到=,由此我们可以得到η=,根据V=Py/M的定义,可以进一步写作η==1,这样我们就得到在新古典学派中,人们对于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最重要的观点是价格总水平P的货币供应量M弹性系数为1。

第二个结论是极为重要的,既然新古典学派承袭了萨伊定律里供给创造需求的理念,那么它就干脆使用货币数量论来隐含地说明总需求的变化,即直接认为AD=MV。这里我们简单的进行讲解,由于古典学派认为货币只是交易媒介,不具有价值储藏的职能;货币就完全处在积极的流通过程中,货币的流通速度就保持不变。由于假定V固定不变,所以,经济社会在任何时候的总需求数量就取决于M的大小,因为这个时候的总需求AD=MV。货币存量越大,总需求曲线距离原点就越远,如下面这张图。我们知道凯恩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框架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对于AS-AD模型的看法成为了凯恩斯的研究突破口。

让我们总结一下,新古典学派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中,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只是影响价格水平和名义国民收入,不会影响实际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后来的货币主义旗帜人物弗里德曼也这么认为),所以一个共识时新古典学派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中性的。正是由于在凯恩斯主义之前,人们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只影响宏观经济中的名义变量(如名义的国民收入、名义利率和价格总水平等),而不影响实际变量(如就业量、实际产出和实际利率等),这种观点又称作货币面纱论。

货币数量论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它暗中假定经济总是处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总供给弹性等于零,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所增加的总需求不会增加实际产出,只会抬高物价。下面就是用图形表示的古典经济学宏观体系。在下面图中,图A表示总量生产函数,图B表示劳动市场的均衡,图C表示货币工资,图D是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图E表示储蓄与投资相均衡。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由方程式和几何图形的宏观经济研究体系已经为凯恩斯主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部分、凯恩斯主义:创造有效需求与四象限理论雏形

2.1、非充分就业是常态有效需求不足

在新古典学派时期,人们认为经济周期就像春夏秋冬是自然规律,萨伊法则说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就算有短暂的失衡,长期而言供需必然平衡。结果到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失业率超过25%,这是多可怕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家会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扑灭这场前所未见的大火。

凯恩斯的母亲曾经担任过剑桥市长,这种生活背景显然让凯恩斯的分析视角更贴近宏观和务实。在年代萧条年代传统的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已经无法应对时,凯恩斯提出的重要贡献是“有效需求不足”,今天我们即使一个普通大学一年级学生也能说出萧条的原因是消费不足,所以政府要以积极的公共支出刺激生产和消费。

我曾经想过,如果要在理论上对新古典学派进行修正,凯恩斯首先要分析国民收入,其实对于国民收入分析做的最好的是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列昂提夫,我曾经读过他写的《投入产出经济学》,中国的A股市场上也有一种投资方法是参阅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写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来购买“朝阳行业”股票,这些分析方法我们的连载后面会提到。

凯恩斯在《通论》里提出了衡量国民收入的三种方法,第一种是销售收入(A)减去使用者成本(U)法:国民收入=∑(A-U);第二种是支出法:国民收入=消费(C)+投资(I);第三种是收入法:国民收入=付给生产要素的总值+企业家的收入(即净利润)。实际上在《通论》里,凯恩斯还区分了名义国民收入和实际国民收入,定义了消费、储蓄、投资这些总量以及它们与国民收入的数量关系。而这些总量概念的定义和它们之间数量关系的界定是宏观经济学分析的起点。

我们知道凯恩斯解决大萧条的方法是让政府通过积极公共支持来刺激生产和消费,这意味着无论如何他要探讨新古典学派总供给曲线AS,以及总需求曲线AD的构成,我认为他是从AD开始讲的,并通过投资函数(I)和对于货币需求的研究(交易的需求、预防的动机、投机的目的)来改进新古典学派的宏观体系。

我们知道,在新古典学派里,国民收入来源于消费(C)+投资(I),国民收入应用于消费(C)和储蓄(S),新古典学派认为正是储蓄S提供投资I的资金,如果准备实现的投资等于准备实现的储蓄,那么准备实现的总需求AD将等于准备实现的总供应AS(我们在上文里,新古典学派模式中已经说明过的I=S意味着此时国民经济处于均衡状态)。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19世纪中叶时,已经累计相当深厚的社会怨恨,一个极为重要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凯恩斯在通论中实际上很注重分析这一问题。他认为国民经济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没有足够的总需求来吸收总供应,所以凯恩斯研究中心放在总需求这方面。这里的总需求是指有效需求,这里是运用了国民收入支出法,国民收入=消费(C)+投资(I),凯恩斯主义认为有效需求等于国民收入,它是由消费和投资构成。

为了讲述有效需求,我们先讲解消费函数(C),消费(C)与国民收入(Y)存在着函数关系,即Y的变化决定C的变化。这二者的关系用消费函数来表示:C=f(Y)而1,这里即表示“社会的心理是:当总的实际收入增加时,总消费也增加,但增加数量比实际收入的增加数量为小。”1,意味着须由投资来吸收未能被消费所吸收的那部分产品(即△I=△Y-△C)。

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函数(I),由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分别是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益。所谓资本边际效益是指准备实现的新投资的预期年利润率。用凯恩斯的话来说就是,资本边际效益是指“这样一个贴现率,这个贴现率使得资产在其使用年限中预期得到的一系列年收益的现在价值等于它的供应价格。”这个贴现率就是d,亦即是预期年利润率。至于利率i,则由货币的需求函数和供应函数来决定,如果利率id,则资本家继续进行新投资;反之则减少投资I=I(i,d)就是投资函数。可以简单的说,i代表国债利率,d代表资本家的投资收益率。由于未来一系列年收益的预期,对是否进行投资的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对未来的预期充满着不确定性,并且常会使资本家失望,因此投资函数(I)是不稳定的,易于变动。

如上所说,有效需求分两部分:消费和投资,消费函数(C)是比较稳定的,投资函数(I)是不稳定的,因此投资函数的变动是周期运动的主导因素,投资的变化通过倍数作用而扩大对国民收入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很注重短期的政策效果,他曾经说过“长期而言,我们都已经死了”。我留学时曾经读过通论的文献,当时导师讲凯恩斯所作的经济分析偏向短期分析。所谓短期是假定固定资本总量不变和生产技术不变,凯恩斯并假定在他的短期模式中名义工资不变,从而物价不变,所以他的短期模式的各个变数都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那么凯恩斯如何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呢?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在富裕的社会中,随着资本的大量积累,将出现有效需求的不足,其原因是富裕社会的相对消费水平(相对于国民收入,即C/Y)低于贫穷社会,因而富裕社会里资本积累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使得国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需要更大数量的投资来弥补这个差距,但不能指望打足够的投资来填充。

因为一方面,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将随着巨额的资本积累和生产设备的堆积而趋于下降;另一方面,不能指望利率会有更大幅度的下降以刺激新投资,其理由是,利率有一个由习惯决定的水平,一旦利率降低到这个水平,“它可能在数十年之内在这一个水平上下波动,而这个水平相对于充分就业来说,一直是太高了。”所以,凯恩斯认为“社会愈富裕,实际生产与充分使用生产能力的生产之间的差距将愈趋于扩大,因而这个经济制度的弱点就越明显和愈令人难以容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理由认为,总需求与总供应所决定的总就业等于充分就业,非充分就业是常态。“有证据表明,完分的或接近充分的就业,是罕见的和短暂的现象。”

凯恩斯主义的模型是一种对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综合。在上面的四象限模型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三个市场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图(a)的IS和LM曲线分别表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由这两条曲线可以求出一条AD总需求曲线;图(b)是一条生产函数曲线,由它可以求出一条对劳动的需求曲线;图(c)是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函数;图(b)和图(c)可以求出一条AS总供给曲线,这条曲线表示,在现有的技术和实际工资水平下企业界全体的计划,或愿意提供的总供给水平。

当实际工资为()e时,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为Ye,相应的就业量是Ne,但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决定的实际产出水平却是Y1,均衡的(或实际的)就业量是N1,非自愿失业量为Ne-N1。这时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是均衡的,但劳动市场是非均衡的。在存在非自愿失业时,经济能否有走向充分就业的趋势?对这个问题,古典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的看法是不同的。

2.2、凯恩斯主义降低失业率的方法是通过降低价格P使货币市场LM曲线右移

实际上,在19世纪末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里,已经出现了供需曲线的几何图形,人们甚至称为“马歇尔的十字架”,凯恩斯在让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的思考中他认为通过降低价格水平的变化,通过利息率的变化所引起的投资支出变化的效果。凯恩斯在《通论》有过这样的表述:价格水平的下降(物价管制)将导致利息率降低,从而使投资增加、总需求增加。这意味着,如果价格是有弹性的,在完整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经济有自动走向充分就业的趋势。

在上图中,价格水平下降将使个人减少对活动余额的需求,LM曲线将向右移动(由LM1移动到LM2),从而出现当前利率水平下的超额货币供给。由此会产生对债券的超额需求,使债券价格提高,结果使利率降低,直至这部分超额货币供给被全部吸收为投机余额或闲置余额为止。由于利率下降会刺激私人投资,LM曲线右移从而使总需求增加,总产量和就业量分别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分别Ye和Ne)。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后世有长远的影响,从年代到年代只要碰到经济衰退,政府就开出凯恩斯牌的药方,我有时想既然凯恩斯主义如此有用,它反复围绕投资函数I(i,d)做文章,一方面降低利率刺激私人投资,另一方面政府要以积极的公共投资弥补国民支出里消费函数的不足,那么为何有年代“日本消失的十年”之说。这是因为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里的价格弹性是非常重要的,想象一下在A股市场上,如果有一只股票有题材支撑,那么它的股价将是有弹性的。但如果熊市延绵不绝,那么即使有消息,该股票也很难有起色,这就是熊市股价价格弹性很弱了。

到了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已经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思考,他们的切入点就是价格弹性的问题。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有两个条件使得凯恩斯主义的执行者并不能保证经济由非充分就业自动走向充分就业:第一件事情是产品市场上存在缺乏利率弹性或完全无利率弹性的投资边际效率;第二件事情是货币市场上存在无限弹性的流动偏好。

对于第一件事情来说,投资函数I(i,d)的边际效率表越是缺乏利率弹性,IS曲线的斜率就越大。投资的边际效率表完全无弹性时,IS曲线就垂直于横轴,即IS曲线就变成一条通过Y1的垂直线。这时候劳动市场存在的非自愿失业虽然会压低货币工资,但是货币工资下降最终会引起价格水平同比例下降,从而使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因此即便价格下降使得LM1曲线移动到LM2(凯恩斯效应),但是由于IS曲线垂直于Y1,总需求对利率的降低没有反应,产出和就业仍然维持在Y1和N1。这样一来,,凯恩斯效应就仍然不能保证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均衡。

对于第二件事情就是著名的“流动性陷阱”,当流动偏好函数有无限弹性即LM曲线变成水平线时,意味着人们将持有货币,而不会用这些余额去购买债券。因为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上,人们预期利率在不久的将会出现加息周期,未来债券价格将下跌,出于持有债券将遭受资本损失的恐惧心理,人们不愿意持有债券而是大量持有货币。这就导致利率不会因为借贷资金供给增加而进一步下降,凯恩斯效应此时也不起作用。

第二阶段:汉森与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菲利普斯曲线

事实上,从凯恩斯到弗里德曼,再到伯南克与耶伦,解释大萧条始终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萧条不仅使得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信条、政策建议与研究进程。我曾经读过两本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克鲁格曼的书,一本是他在年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写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另一本是他对年金融危机写的《现在终结萧条》,A股中想要研究贸易战的朋友可以一看。

回归到正题,凯恩斯完善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但他的学说浪潮真正发展到今天是经历了希克斯与汉森IS-LM模型的修改,以及萨缪尔森AD-AS模型的完善才成为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先知,伴随着萨缪尔森那本修订过十九版的《经济学》教材以指数性的成长速度散布到世界,客观的说,我们今天在经济学教材里看到的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萨缪尔森的改进版本,我们又称为新古典综合。

具体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萨缪尔森等人为了使凯恩斯经济学成为既适用于非充分就业情形、又适用于充分就业情形的一般理论,决定对凯恩斯经济学施行改进,这就是“新古典综合”,即在几何图形与数学上,把凯恩斯主义的通过投资函数进行政府干预和新古典学派主张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综合起来。

我们知道,新古典综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初始综合的阶段,主要完善内容是希克斯和汉森等人提出的IS-LM模型。在成熟综合的阶段,萨缪尔森等人试图把当时主要经济学流派的分析方法和主要观点综合起来,通过构造一个综合性的AD-AS模型来解释年代盛行的滞胀。

第一部分、希克斯与汉森的IS-LM模型

1.1、产品市场IS曲线的由来

凯恩斯在年出版《通论》后,希克斯于年发表论文将凯恩斯的总体政策翻译成了IS-LM模型(希克斯在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汉森在希克斯的架构上做了更完整的解说,我们今天所经济学教材里看到的IS-LM模型就是这两位经济学家完成的。

今天每一个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产品市场IS的均衡条件是:I(r)=S(Y)或Y=(a+I(r))/(1-b),那么它是怎样来的呢?

如果我们重新回顾年代的经济学文献,实际上,新古典学派的宏观体系可以用三个基本方程式来表示:M=KI,Ix(投资)=C(i)和Ix=S(i,Y),其中,第一个方程式是剑桥数量方程式,它表示总收入(I)和对货币的需求(M)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关系。第二个方程式说明投资数量(这里Ix是对资本的需求)由利率(i)决定。第三个方程式说明投资等于储蓄,而储蓄(S)又有利率和总收入决定。

希克斯把凯恩斯经济学体系也概括为以下三个方程式:M=L(i),Ix=C(I,i)(投资),Ix=S(I,i),这样我们就看到,新古典学派与凯恩斯主义的第三个方程式是相同的,即投资等于储蓄,这条重要的方程式Ix=S(I,i)成为了IS曲线的雏形,它被这样来表述:首先假定存在一个既定的货币总收入;然后根据修正后的凯恩斯体系的第二个方程式画出一条CC曲线(投资需求曲线),表示这个既定收入下的资本边际效率表(用货币单位来表示);再画出一条SS曲线(储蓄供给曲线),表示这个既定收入下的储蓄供给曲线。这两条曲线相交将决定使储蓄与投资在这个收入水平下相等的利息率,这个利息率可以称作“投资的利息率”。这个投资利息率的均衡位置,就是现代IS模型,即总收入函数Y=C(Y)+I(r)+G达到均衡的条件。

希克斯进行了数学原理的铺垫后,汉森继续对于IS产品市场曲线进行图形推导。汉森认为,依据古典学派的利率论,均衡利率由I线(投资需求曲线)与S线(储蓄曲线)的交点决定。但是,储蓄曲线的位置又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动而变动。当利率不变时,总收入越多,储蓄越多。而当总收入一定时,利率越高,储蓄越多。这样就得到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的一组储蓄曲线,如左下图所示(S曲线向右移动时,利率越低越促进生产,收入Y5高于收入Y1,所以储蓄S5高于S1)。把这组储蓄曲线与投资需求曲线结合在一起就得到一条投资——储蓄曲线(IS曲线)。IS上的每一点表示投资=储蓄时,收入Y和利率r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右下图。

这里的IS曲线是根据左上图中的曲线与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S曲线的交点画出来的。IS曲线上的任一点表示,与任一给定的利率相对应的在产品市场上总需求(投资)和总供给(储蓄)达到均衡状态的各种国民收入水平。这条曲线上的任一点都表示产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即I=S,这时Y与r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

IS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表示利息率(r)和国民收入(Y)之间存在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例如资本边际效率一定)时,利率越高,投资数量越少,实体企业越不愿进行投资,从而国民收入水平越低。IS曲线说明,在不同的利率水平下,国民收入将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水平(假定投资需求曲线与一组储蓄曲线为已知),但是它没有说明合适的利率水平将是多少,这一点就是后来菲利普斯曲线要完成的问题。

由于IS曲线极为重要,我们写一下它的数学推导,IS模型是指产品市场的均衡,按凯恩斯的假设,也即社会总产出等于社会总收入,两部门经济情况下,产品市场均衡即Y=C+I,而C=Y-S,因此S=I。由左上图的上述交点,可以推导出两部门经济下IS线向右下方倾斜(Y与r呈反向变动)。

在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总收入除消费与投资外,还包括政府支出。即:Y=C+I+G。其中,Y为社会总产出,等式右端加和为社会总收入。由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假说可以知道,C是Y的正相关函数,可以表达为C=cY,因此原式可以表达为:国民总收入Y=cY+I+G,Y-cY=I+G,Y=(I+G)/(1-c)。我们知道I为投资,与利率r呈反向变动关系,因此,在产品市场均衡的情况下,Y与r表现为反向变动曲线,即IS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简单的说,利率r上升,则投资I下降,根据Y=(I+G)/(1-c)可得Y下降。

1.2、货币市场LM曲线的由来

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是:M/P=m1+m2+m3=L1(Y)+L2(r),其中左边为货币供给M/P=m=m1+m2+m3,在货币供给公式中,M为名义货币余额;P为价格总水平;m为实际货币余额;m1为满足出于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的货币数量;m2为满足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的货币数量。

右边为货币需求函数:M=L1(Y)+L2(r),我们知道在上式中M代表对货币的总需求。L1(Y)代表出于交易的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它被名义国民收入Y决定。L2(i)代表出于投机性动机的货币需求,它被利率i决定。至于对未来利率的安全水平的预期是假定为已给的,这个预期包含在L2之中,如果预期发生变化,则表现为L2这个函数的移动。

关于L1(Y)这个函数,凯恩斯沿用传统货币数量说的方程式,具体写为:L1(Y)=,其限制条件是0,V视为常数;若用几何图形来表示,则L1(Y)=的形式是一条往右上方上升的直线。至于M2=L2(i)的形式或限制条件是0,这就是上面说过的L2(i)与i成反方向的变化。

汉森继续对于LM货币市场曲线进行图形推导,根据凯恩斯的利率学说,利率决定于流动偏好曲线即货币需求曲线(L曲线)与货币供给曲线(M曲线)的交点。但是流动偏好曲线的位置又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动而变动,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在各种不同的收入水平下的一组流动偏好曲线,如左下图所示。

把这组流动偏好曲线与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结合起来,就得到一条流动偏好——货币供给曲线,即LM曲线。LM曲线上的每一点表示货币供求相等时,收入Y和利率r之间的函数关系,其中M=KY,国民收入越多,货币需求越多,利率越高,因此Y10大于Y6,L5相比L1意味着更多的货币需求,对应的利率也更高。

右上图中的LM曲线是根据左上图的M曲线与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L曲线的交点绘出的。在LM曲线上的任一点,对货币的需求等于货币供给,即L=M,这时,有一个r就有一个Y与之相对应,即Y与r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LM曲线说明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将会有什么样的利率水平(假定货币数量和一组流动偏好曲线为已知)。但是它也没有说明,利率水平决定于LM曲线上的哪一点,利率究竟是多少。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LM曲线的数学推导,LM模型指货币市场的均衡,即模型表达的是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的情况,其中M/P=kY-hr(等式右边表示货币需求量。)上式中,M为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M/P为剔除了价格因素后的货币实际供应量。货币的供给由央行等机构决定,一般不随市场变动而随意变动,因此认为是外生变量。而凯恩斯认为价格与工资是刚性的,因此一般而言,货币的实际供给是保持不变的。等式右方为货币的需求量,主要内核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流动性偏好假说。

凯恩斯认为人们持有货币的流动性是基于三个需求:交易、谨慎性和投机,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会随着收入与利率的变化而变化。首先,交易与谨慎性需求(指kY)是指人们持有流动性以备日常交易支出,这部分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投机需求(指hr)是指人们持有流动性以备发现投机机会时进行操作,这部分需求与市场利率变动相关。当市场利率变高时,人们发现预期收益会降低,难以找到很多很好的投机机会,因此对于流动性的需求会减小(也是因为将货币存到银行可以获得更多利息)。由此来看,货币的需求与收入呈正相关,而与利率呈负相关。因此,当货币市场达到均衡,货币供给(不变)等于货币需求时,Y与r呈正方向变动,即LM曲线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由于新古典综合非常注重凯恩斯所指出的投资函数,因此毫无疑问汉森在LM曲线上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修订,他将货币市场LM曲线分为三个区域。其中,LM曲线的古典区域(竖直段)表示利率的变化不会引起产出的变化,这是古典主义的货币中性论。事实上,我们在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中,由于新古典学派假设经济是充分就业的,因此它的AS曲线也是一条竖直的线,因为无论价格水平如何调整,其总供给AS已经达到了最大。

LM曲线的凯恩斯(萧条)区域(水平段)表示在利率很低的时候,人们对于货币的投机需求趋向于无穷大,无论有多少的货币人们都愿意持有其流动性(例如假设利率很低,则一旦加息,债券价格将下跌,因此人们只会持有货币),即大萧条时期凯恩斯认为社会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流动性陷阱之中。凯恩斯认为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无法改善经济情况,因为对于货币供给的改变将引起货币需求的同等改变,无法影响货币的价格即利率。因此,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社会总收入,因此应采取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简单的说,当货币市场LM曲线利率很低时,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不会导致国民收入和产出的变化。

LM曲线的中间区域是一般情况,此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于宏观调控同样重要。

事实上,当希克斯晚年回顾IS-LM模型时,他指出这个模型适用的条件是必须维持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即M/P=m1+m2+m3=L1(Y)+L2(r),货币供给函数必须严格等于货币需求函数,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LM曲线向上倾斜的原因,如果美联储使名义货币保持不变,同时价格水平固定不变,那么实际货币供给也保持不变。在实际货币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利率R上升使得货币需求下降hR时,收入就必须上升以使货币需求增加kY,以致利率和收入的变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相互抵消。因此,当利率R上升时,收入Y将会增加。

第二部分、萨缪尔森对AD-AS模型的完善

实际上,在新古典学派时已经有了AS-AD模型的概念,但是当时马歇尔更多是进行微观经济学与边际分析的概念,所以我们说新古典学派是从个别商品的供求关系来研究各个商品价格如何决定。凯恩斯对AS-AD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从宏观经济学出发,用全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来代替新古典学派的个别商品的供应函数和需求函数。同时,凯恩斯认为,总生产与总就业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所以,总供应函数和总需求函数决定总生产和总就业。

萨缪尔森完善后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可以用下列4个方程式组成的模型来

生产函数:Y=f(N,K)

劳动市场:Nd()=Ns()

货币市场:=L(r,Y)

产品市场:I(r)=S(r,Y,W)

在新古典综合的AD-AS模型中,AD曲线是由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推导出来的,即是由IS-LM模型推导出AD曲线,而AS曲线是根据劳动市场的均衡条件和生产函数推导出来的。所以,AD曲线和AS曲线的每一个交点都表示这三个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因此,AD-AS模型是比凯恩斯模型和IS-LM模型更加“一般”的一个宏观经济学模型。也有的西方学者把这个模型称作“完整的宏观经济学模型”。

2.1、AD曲线的推导与经济意义

我们先讲AD曲线的数学推导,联立LM曲线货币市场:=L(r,Y)和IS曲线产品市场:I(r)=S(r,Y,W),消去r,可得y与P的关系,即为AD总需求曲线。

接下来看一下图形推导,价格水平为P1时,均衡总支出=总收入=y1;价格水平下降为P2时,LM曲线向右移(在我们上一篇文章中讲道,凯恩斯主义降低失业率的方法是通过降低价格P使货币市场LM曲线右移),均衡总支出=总收入=y2,两点连线,得到总需求曲线。下面这张图表里,P2价格水平低于P1价格水平,国名收入y2高于国民收入y1,表达了凯恩斯主义以及后继的新古典综合都认为使价格下跌(价格管制)可以提高国民收入。

因此,AD曲线的经济含义描述了当总需求达到宏观均衡,即IS=LM时(货币市场与产品市场实现了均衡),一国总产出水平与价格水平之间存在反向关系。

AD曲线的解释(即凯恩斯与萨缪尔森认为可以通过降低价格P使国民收入Y增加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凯恩斯效应:价格水平的下降将导致利息率降低,从而使投资增加、总需求增加。导致LM曲线向右移动;第二点是庇古效应:价格下跌会通过实际财富的增加来刺激消费,使总需求增加。导致IS曲线向右移动;第三点是实际余额效应:价格下降将使得实际余额()增加,而实际余额增加既刺激人们增加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支出,也使得人们增加对债券的购买,后者又将使利息率降低,利率降低将刺激私人投资增加。这种价格下降引起消费和投资双向增加的效果称作实际余额效应。因此,实际余额效应既包括了凯恩斯效应,也包括了庇古效应。根据实际余额效应,价格下降一方面会使得曲线LM右移,另一方面会引起曲线IS右移。

这里总结一下:物价水平↑→实际货币供给↓→利率水平↑→投资水平↓→收入水平↓即总需求↓

凯恩斯既然讲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他以及萨缪尔森所重视的经济政策一定是对AD总供给函数的调整,即通过AD曲线的向右移动,提高国民收入Y,当然代价是价格P也会提高。(这就是为何直到今天美联储仍然将控制失业率与控制通货膨胀率作为其经济政策最重要两个目标的原因)

那么如何可以使得AD总需求右移呢?AD总需求Y=C+I+G+NX,如果C/I/G/NX中任意一项出现上涨,则意味着总需求增多,国民收入增多,物价上涨,AD曲线向右移动。

具体来说,AD曲线右移,有四种可能:第一种是消费C变动引起的移动,在物价水平既定时,使消费者支出增加的事件(减税、股市高涨)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物价水平既定时,使消费者支出减少的事件(增税、股市低迷)使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第二种是投资I变动引起的移动,在物价水平既定时,使企业投资增加的事件(对未来的乐观,由于货币供给增加引起的利率下降)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物价水平既定时,使企业投资减少的事件(对未来的悲观,由于货币供给减少引起的利率上升)使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第三种是政府购买G变动引起的移动,政府对物品和服务购买的增加(增加对国防或者高速公路建设的支出)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政府对物品与服务的购买减少(削减对国防或高速公路建设的支出)使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第四种是净出口NX变动引起的移动,在物价水平既定时,增加净出口的事件(国外经济繁荣,本币贬值促进出口)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物价水平既定时,减少净出口的事件(国外经济衰退,本币升值不利出口)使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2.2、AS曲线的推导(AS曲线公式对应了实际国民收入y与价格P的关系)

我们先讲一下AS曲线的数学推导,我们通过将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体系里的生产函数Y=f(N,K)与劳动市场Nd()=Ns()联立并消去N,可得实际国民收入y与P关系,即为总供给曲线。

接下来我们介绍AS曲线图形推导,在下面图(1)中,价格水平P的变动影响实际工资率W/P(W2代表富裕国家,W1代表发展中国家,W0代表贫穷国家,W右移代表整个国家更加富裕了)。在图(2)中,实际工资率W/P的变动影响劳动投入或就业量N。在图(3)中,就业量N的变动影响国民收入Y。最终正是通过将生产函数Y=f(N,K)与劳动市场Nd()=Ns()联立并消去N,得到一个国民收入Y与物价P之间的关系,并最终确立了总供给AS曲线。

与LM曲线一样,总供给曲线也是分为三大区域,其中短期的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长期的总供给曲线垂直。这里的短期与长期的区别是,在短期内,价格、工资合同、税率和预期不能做出全部调整。凯恩斯重视短期分析,古典经济学重视长期分析,现在新古典综合把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结合起来。

总供给曲线萧条区域是一条水平线。短期中,在“刚性”货币工资的假设条件下,当产量增加时,价格和货币工资均不会发生变化。货币工资(W)和价格水平(P)均具有刚性,二者完全不能进行调整。凯恩斯研究的是事物的短期情况,即使不动用刚性工资的假设,由于时间很短,W和P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调整。短期中,在到达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以前,经济社会大致能够以不变的价格水平,提供任何数量的国民收入,而在达到最大国民收入之后,不论价格水平被提高到何种程度,该社会的国民收入不会增长,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只要国民收入或产量处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那么,国家就可以使用增加需求的政策来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萧条区域阶段,上一篇文章讲的庇古效应里,新古典学派原本认为降低失业率的方法是通过降低价格P使产品市场IS曲线右移,最终让市场实现充分就业是无法做到的。

总供给曲线古典区域(古典区域考虑的是长期AS)是一条位于经济的潜在产量或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垂直线。长期中,由于价格和货币工资具有灵活变动性质,货币工资(W)和价格水平(P)可以迅速或立即自行调剂,使得实际工资(W/P)总处于充分就业所应有的水平,经济的就业水平或产量并不随着价格水平的变动而变动,始终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上。在长期中,实际产出主要由充分就业数量的生产要素决定,也就是说,在经济中的价格和工资调整发生之后,长期的产量水平将恒为常数。旨在影响总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发生变动,并不能影响实际产量。也就是说,在长期内,由于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的线,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总供给曲线中间区域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在通常的或者常规的情况下,短期总供给曲线位于两个极端之间,处于中间区域。毫无疑问,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到了年代,以曼昆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对传统的AS总供给曲线进行了完善,他们主要的改进与弥补之处在工资、价格与货币政策的领域。由于曼昆那本《经济学原理》已经飘洋过海影响了世界财经院校学生对于总供给曲线的认识,所以我们按照曼昆的解释来讲AS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具体内容我们在后面讲解新凯恩斯主义时还会讲到:

第一点是黏性工资理论,未预期到的低物价水平增加了真实工资,这引起企业减少雇用工人并减少生产的物品与服务量;第二点是黏性价格理论,未预期到的低物价水平使一些企业的价格高于合意的水平,企业由于黏性价格问题,不能降价,这就减少了它们的销售,并引起它们削减生产。第三点是错觉理论,未预期到的低物价水平使一些供给者认为自己的相对价格下降了,这引起生产减少。

AS曲线是一个与生产函数Y=f(N,K)有关的函数,因此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并最终使得实际国民收入y提高。

具体来说,要使得AS曲线向右或向左移动,一定往往来自于N、K、f(技术领域)、P等的原因,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五点:第一点是劳动变动引起的移动:可得到的劳动量增加(也许是由于自然失业率的下降)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可得到的劳动量减少(也许是由于自然失业率的上升)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第二点是资本变动引起的移动: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增加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减少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第三点是自然资源变动引起的移动:自然资源可获得性的增加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自然资源可获得性的减少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第四点是技术变动引起的移动:技术知识进步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可得到的技术减少(也许由于政府管制)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第五点是预期物价水平变动引起的移动:预期物价水平下降使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预期物价水平上升使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

最后我们讲一下AD-AS模型的运用,这个模型是在年代出现在了萨缪尔森第12版《经济学》教材中,在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的移动上,有着更宏观的把握。在下面这张AD-AS模型图中,纵轴表示价格总水平(P),横轴表示实际的国民收入(y),yf表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或潜在的国民收入,LAS表示长期的总供给曲线,AS表示短期的总供给曲线。

这个模型要说明的问题是,在第一阶段: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使得AS曲线与AD曲线相较于E点,在这一点价格总水平P、实际的国民收入y和就业量N都很低,这表示经济处在萧条状态;在第二阶段,短期内,通过政府干预(特别是通过凯恩斯的投资函数),AD曲线会上移到,曲线与AS曲线交于新的均衡点,在这一点,价格总水平、实际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都较高。这表示经济处在高涨阶段或繁荣状态。第三阶段,如果总供给缺少刺激或总供给遭受负向冲击,曲线将移动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AD曲线移动到,那么,经济将在点处于均衡,这时候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就业量和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较低,这表明经济陷入滞胀状态。第四阶段,在长期,由于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总供给没有弹性,所以总需求的变动只影响价格总水平,不能改变就业量和实际的国民收入。这就是新古典学派所讨论的情形。

我们注意到,AD-AS模型的前三阶段是短期的,第四阶段是长期的,由于AD总需求曲线是IS-LM推导出来的,因此包含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也包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新古典综合模型的政策含义是,在短期,政府干预是有效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助于把经济由非充分就业状态推进到充分就业状态。在长期,宏观经济活动水平(总就业量和实际的国民收入)由经济体系中的实际因素决定,这个时候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起主导作用,意为在市场已经实现充分就业情况下,就又回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了。

第三部分、菲利普斯曲线:短期的移动与长期的移动

年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授课演讲,他讲的这门课后来被编辑出版为《金融的本质》,美联储货币政策分析,其中有两个目标是非常核心的,第一个是抑制通货膨胀,第二个是降低失业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讲解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变得如此有名。

菲利普斯曲线最早来源机电工程师菲利普斯在《经济学》上发表《-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文章中指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我们知道,完整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体系主要包括四个基本部分:消费函数、投资函数、货币需求和供给理论、价格和工资决定机制。凯恩斯在《通论》中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前三个部分但是对第四部分的论证相对较弱。现在,菲利普斯曲线加强了凯恩斯主义体系的这个第四部分。到了年,萨缪尔森和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第50卷上联合发表《反通货膨胀政策分析》一文,菲利普斯曲线于是由此变为新古典综合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

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用下列函数关系来表示:W=W(U),W一阶导数0,这说明货币工资变化率(W)与失业率(U)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如果我们令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π,价格增长率应当等于货币工资增长率减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于是,由利普西、萨缪尔森等人改造的菲利普斯曲线又可以写作P=W(U)-π,由于货币工资变化率(w)与失业率(U)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变化的关系,所以,通货膨胀率(P)和失业率之间也存在一种反方向变化的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一个有关总供给的观点:由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反方向变化的关系,这表明总产出的增加使失业率下降,而失业率下降将导致货币工资率和价格总水平上升。因此,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尤其重要的是,当劳动市场上出现非自愿失业时,货币工资率会下降从而生产成本会下降,短期总供给曲线AS将右移。因此如果进行价格管制、降低税收等方法,可以达到庇古效应与凯恩斯效应时所认为的,通过降低物价P在短期内来增加国民收入Y的方法。

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意义在于,它为政府在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之间做出权衡选择提供了理论指导:政府可以用较高的失业率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也可以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换取较低的失业率;究竟是选择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还是较高的失业率,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一旦确定了政策目标,政府就可以通过扩张或紧缩总需求AD曲线来实现这个目标。

3.1、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影响:短期AD、AS曲线的移动,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改变

3.1.1、短期AD曲线移动会影响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组合的选取

菲利普斯曲线说明:短期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组合是由于总需求曲线的移动使经济沿着短期总供给曲线变动。下图a为用AD-AS模型表现的短期中通胀与失业的组合,图b为用菲利普斯曲线表现的通胀与失业的组合。

图a中,A点表示低需求时,经济总产出较低同时物价也较低。总产出较低意味着低就业,因此A点出失业率较高。相对地,B点表示高需求时,相对较高的总产量与物价水平组合,也意味着低失业率与高通胀的组合。因此,短期中能够使得总需求曲线移动的行为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上不同点的选取。在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进行了量化宽松政策,使得AD曲线向右移动,并使得菲利普斯曲线由A点移动到B点。让我们思考一下,年金融危机到底原因是什么?答案是在年总需求曲线AD向左移动,因为总需求曲线AD=C+I+G+NX,当出现金融危机时,C和I减少,会导致总需求曲线的左移,但不会影响总供给曲线。

3.1.2、短期AS曲线向左移动,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但本质的事情是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与长期AS供给曲线改变(Y=f(N、K))有关。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菲利普斯曲线作为一种反应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反向关系的曲线,它本身是否可以移动?答案是可以的,这种改变往往是来自生产函数Y=f(N、K)本身的变动,当经济中发生总供给冲击时,由于供给冲击是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短期总供给曲线会移动,从而也将使得菲利普斯曲线移动。一个事例是,中国经济每年需要进口大量原油,如果油价下跌,是不是更容易降低中国企业成本,从而提高国民收入?这就是因为短期AS供给曲线的变动导致了国民收入与通货膨胀率出现了新的变化。

如下图a所示,当经济中发生对供给的不利冲击时,成本的上升会使得企业减少在当前物价水平既定时产品的供给,AS线左移。因此,新均衡下产出减少,失业增加,且物价水平更高,出现滞涨。显示在图b中,表现为决策者在通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选择组合从PC1右移到PC2。

当菲利普斯曲线出现这种移动后,情况会否有所改善取决于人们对该供给冲击的认识及对通胀预期的调整。若人们认为该供给冲击引起的通胀只是暂时的,那么预期通胀率将不会改变,持平在冲击之前的预期通胀水平上,菲利普斯曲线将恢复至PC1的位置。若人们认为该冲击会引起一个高通胀的新时代,则预期通胀率将上升,菲利普斯曲线将处于PC2或更不合意的位置。

其实预期理论仅仅是一种短期的影响,例如年代中东两次石油危机大幅提高油价,从而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但是本质上如果美国政府增加对于国内石油的供应,从而使得油价涨幅趋缓,那么菲利普斯曲线又可以向左移动。因此,本质的事情是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与长期AS供给曲线改变(Y=f(N、K))有关。

3.2、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即使总需求AD曲线右移,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胀率上升,失业率不变。

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时是垂直的,是古典货币中性思想的一种表述。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认为在长期中不存在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取舍,即在长期中货币政策不能通过提高通胀来降低失业。因为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了GDP增长率才是通胀的主要决定因素,在长期中失业率保持在正常水平,即自然失业率水平。这是由于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只会影响物价水平而不影响产量,因此也就没有影响失业率。由此,通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取舍只在短期中存在。

在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中,如果美联储缓慢地增加货币供给,则通货膨胀率是低的,经济处于A点。如果美联储迅速地增加货币供给,则通货膨胀率是高的,经济处于B点。在这两种情况下,失业率都趋向于其正常水平称为自然失业率。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说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在长期中,失业并不取决于货币量增长和通货膨胀。

总需求AD曲线右移,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胀率上升,失业率不变。上面这张图说明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和垂直的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该图(a)幅中,货币供给增加使总需求曲线从AD1向右移动到AD2,结果长期均衡从A点移动到B点,物价水平从P1上升为P2,但由于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所以产量仍然不变。在(b)幅中,更快的货币供给增长通过使经济从A点移动到B点而提高了通货膨胀率,但是,由于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这两点的失业率是相同的。因此,垂直的长期总给曲线和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都意味着货币政策只影响名义变量(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但并不影响真实变量(产量与失业)。无论美联储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在长期中产量和失业均处于各自的自然水平,此时的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

第三阶段:货币存量的稳定性、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

我曾读过一本书是马丁.费尔德斯坦所写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是我专门为写那个专题买的,我们关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就从这里开始。

货币主义运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HenrySimon和JacobViner,同时参与创立的有哥伦比亚的JamesAngell和ClarkWarburton,货币主义的思想始终如一,他们主张货币政策应遵循一个固定的规则,如货币存量应该恒定不变或有规律地增长,而不是把货币存量交给政府部门自由裁量。弗里德曼主张中央银行以控制货币总量为政策目标,通过把货币增长控制在一个不变的速度水平,以此来稳定人们的预期,稳定物价。

我念书看戴维.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时曾经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地位如此显赫,那么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主义相比最重要的区分是什么?后来我读到法国经济学家阿格尼丝.奎里写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时,看到货币政策目标章节时,我开始跳出那些数学模型,想清楚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构成的菲利普斯曲线固然重要,但是中央银行维持金融稳定更为重要。之前的系列连载中我们讲过,凯恩斯主义降低失业率的方法是通过降低价格P使货币市场LM曲线右移。

让我们回忆一下,LM曲线是在货币供给函数与货币需求函数相等时,即L=M,这时,有一个r就有一个Y与之相对应,即Y与r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LM曲线说明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将会有什么样的利率水平。具体来说,货币市场LM曲线的均衡条件是:M/P=m1+m2=L1(Y)+L2(r),其中左边为货币供给M/P=m=m1+m2,在货币供给公式中,M为名义货币余额;P为价格总水平;m为实际货币余额;m1为满足出于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的货币数量;m2为满足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的货币数量。

右边为货币需求函数:M=L1(Y)+L2(r),我们知道在上式中M代表对货币的总需求。L1(Y)代表出于交易的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它被名义国民收入Y决定。L2(i)代表出于投机性动机的货币需求,它被利率i决定。至于对未来利率的安全水平的预期是假定为已给的,这个预期包含在L2之中,如果预期发生变化,则表现为L2这个函数的移动。

尽管从货币理论来说,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争论是现实经济中相对价格是否有完全伸缩性,但从货币政策上来看,凯恩斯与弗里德曼非常关键的区分是凯恩斯强调通过借助货币需求函数(例如调整利率)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弗里德曼更强调借助货币供给函数(保持稳定增长的货币供应量)以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事实上,年代货币主义关于控制货币总量增长率、而不是通过调整利率的思想,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在二战后发达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导致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现较多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以及前文两次石油危机期间我们所讲AS曲线变动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向右移动,美国金融体系已经不够稳定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历史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欧美的中央银行有很大的影响,虽然政策没有严格地控制货币增速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但货币总量一度成为美联储等主要央行的操作目标。直到了年代中后期,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和技术变迁引发金融创新浪潮,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开始越来越不稳定,中央银行的政策框架不再赋予货币供应量以主要角色,而变为以低通胀水平作为目标,以利率作为主要操作工具。

我曾经认为弗里德曼最大的贡献是货币理论与货币史,但是导师讲解论文时认为弗里德曼在年出版的著作《AtheoryoftheConsumption》是一本真正了不起的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凯恩斯对于消费函数的观念是边际消费倾向,认为消费是收入I的函数,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凯恩斯主义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在于,他过于强调消费是短期所得的函数。

曾经在年前后,我读书的学校举办过一场经济研讨会,演讲货币放水对经济的影响,假设美股(或者A股)如果大涨,居民投资挣到钱了,收入所得增加会让消费支出增加,会造成乘数效果。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弗里德曼指出家庭的支出取决于长期的收入(预期未来一段长时间的所得),而非半年或一年的短期收入,因此即使A股大涨,如果它不是长期的牛市,同样无法增加消费支出。弗里德曼在消费函数的研究中提出的是恒常所得说,他认为运用边际消费倾向说,必然会夸大政府的短期刺激经济效果。因此《AtheoryoftheConsumption》这本书更深远的意义,是要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体理论,后来为了弥补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综合里的缺陷,新凯恩斯主义者又进行了很大的改良,我们后面的连载中会讲到。

第一部分、弗里德曼的名义收入理论:货币增长率大于生产增长率的数值就等于长期均衡中的通货膨胀率

1.1、名义收入理论的核心是货币需求函数:持久收入y是决定货币需求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讲到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以及后继萨缪尔森的新古典学派在经济景气时紧缩货币供给量,或在萧条时增加货币供给量,透过人为的手法把经济活络起来。他认为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长期维持货币供应量温和稳定增长(即每年约4%或5%),这样就能配合或刺激自然增长,然而美国从年大萧条之后,就沿用凯恩斯学派的扩大赤字、增加货币政策,几乎成为难以改变的定见。

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开始获得美联储认可与年代开始由于两次石油危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有关,当时出现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组合均升高的滞涨现象。在上一篇文章的末尾,我们讲述了解释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反向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与凯恩斯相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事实上在开始阶段,也是从LM曲线的移动进行解释的,作为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改进,他必然要以凯恩斯LM曲线中的货币需求函数为开端,这一点在经济学理念上是非常直观的。

我们先从货币需求函数开始讲,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这个方程式是最为常见的,

其中:M表示名义货币需求量;P表示价格水平;y表示恒久收入,代表财富;表示非人力财富与人力财富之间的比率;表示货币的预期名义收益率(存款利息);表示债券收益率;表示股票收益率;表示预期通货膨胀率;表示其他随机因素。

简单的说,凯恩斯说货币的需求有三项动机:交易的需求、预防的动机、投机的目的,货币的需求函数是由收入和利息率两个自变量构成的;弗里德曼扩张到7个变量因素:(1)我对货币的需求量,取决于我的总财富量;(2)取决我保有现金的成本(利息或保管费);(3)取决于我的偏好:喜欢手上有大把钞票或低调节省;(4)与长期的实质收入正相关;(5)与物价水平正相关;(6)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负相关;(7)与利率的变化无显著关系。

我曾经读过弗里德曼在年出版的《-年美国货币史》,在这本书最后总论的部分里,弗里德曼估算出两个经验数据:其一,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15,即利率上升(下降)1%,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增加0.15%),这说明利率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其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为1.8%,即人们的收入增加(减少)1%,对货币的需求量会增加(减少)1.8%。这表明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呈现递减的趋势。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弗里德曼看来,恒久收入y才是决定一个稳定货币需求函数最重要的因素,这就在货币理论上证明了货币需求函数可以是稳定的,即货币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不随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这就为货币供给端保持稳定的货币存量增长提供了理论支撑。

弗里德曼认为持久收入y是决定货币需求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谓持久收入是指总财富的代表,指过去、现在和将来收入的平均数,即长期收入的平均数。恒久性收入是较为稳定的,不同于带有偶然性的临时收入。在经济繁荣时期,恒久性收入的增加比当期收入的增加要小得多;在经济衰退时期,收入减少中也有许多部分是临时的,恒久性收入的减少比当期收入的减少要小得多。

1.2、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是决定名义GDP增长的主要的系统性的因素

弗里德曼最终得到了,这个方程就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即费雪方程式)的通常形式。其中,Y为名义的国民收入,Y=Py,v是国民收入的流通速度。弗里德曼进一步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高度稳定的函数,决定流通速度v的所有这些变量都是刚性的和固定的,货币需求对利率波动不敏感。如果v是稳定的,那么上面的方程式就是一个名义国民收入的决定模型,即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反映了名义货币数量的变动。货币数量M是决定名义收入的主要因素。

与凯恩斯主义一样,货币主义也是一种总需求AD曲线决定论。但是,与凯恩斯主义不同,货币主义认为名义总需求和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总产出、就业量和价格总水平,主要受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影响。因此,在货币主义者看来,“惟有货币重要”。货币主义者一般认为,货币存量的变化是解释名义收入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虽然不是惟一因素。由于名义国民收入(Y)与实际国民收入(y)和价格总水平(P)的关系可以写作:Y=Py,该方程式两边分别对时间t求导数:,该式说明,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化等于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和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之和。

在第32篇连载中,我们提到马歇尔新古典学派时代的货币数量论中,实际上假定价格总水平P的货币供应量M弹性系数为1,这是货币数量论的核心。在当时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弹性系数为1概念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讲解过数学推导过程,假设P对M的弹性系数为η=,在费雪交易方程式MV=Py中,如果把V和y看作常数,两边求微分就可以得到=,由此我们可以得到η=,根据V=Py/M的定义,可以进一步写作η==1,这样我们就得到在新古典学派中,人们对于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最重要的观点是价格总水平P的货币供应量M弹性系数为1。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弗里德曼沿袭了新古典学派里货币政策的观点,他将货币需求的实际国民收入弹性写为1。这个方程式,其中为现金余额系数,即为人们持有现金量占名义收入的比率。由此,弗里德曼将-年间美国经济的发展划分为四个经济稳定时期和六个严重经济下降时期。他得出结论,决定实际收入与货币供给量的长期增长率的因素彼此独立,在长期来看,非货币因素对实际收入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长期中,名义产出与货币供给量同方向同比例变动,实际变量(产出、就业)则独立于货币供给。

由此,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应量的无规则变化必将导致物价波动;要保持物价的长期稳定,中央银行必须推行遵循某种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按照产出增长的速度增长。货币主义者反对运用积极干预的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因为财政政策会对私部门支出产生“排挤”效应,并且政府干预的扩大会缩小私人自由活动的空间。货币主义者主张,财政政策仅限于发挥其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资源配置的传统作用,这里就引出了后面年代供给学派的观点。

第二部分、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函数:最优货币量由通货/货币存量比率和准备金/存款比率两个因子决定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量既是重要的政策变量又是最优的政策指标,留学时,我曾经花了两个月业余时间读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写了差不多8万字的读书笔记。在文章的末尾,我选取了一些重要的内容,以供将来的证券行业同仁们参考。

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是不可靠的。因为,第一,不是所有的有关利率都能够观测到。第二,利率对价格变化和价格预期都会做出反应,因此,较高的和上升的利率可能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弗里德曼进一步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利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货币增长率的变化最初在一个方向上影响利率,然后在相反方向上影响利率。”根据弗里德曼的分析,虽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名义收入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较长的时滞和不确定性,短期内要准确预测这种因果关系非常困难,因此,不能有效地运用政府制定的货币政策作为短期内稳定经济的手段。最优的解决办法是按照固定的比率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弗里德曼还进一步用大量的经验证据来证明上述货币主义观点的正确性。《美国货币史》试图用美国-年货币和经济统计资料来验证如下的结论:

(1)货币存量增长的变动与经济活动、名义国民收入和价格的变动之间一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存量增加只会提高名义收入,不会对实际收入有影响,这与古典二分法的观点不同,这沿袭了古典二分法的观点。)

价格水平上涨与货币存量增长密切相关。从年至年的93年中,主要经历了两个价格膨胀时期:-年以及-年,这两个时期分别处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和战后,而且价格平均上涨到了先前水平的两倍以上。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货币存量也上涨到了先前水平的两倍以上。货币存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增长,这在其他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从未出现过的。在和平时期,只发生过一次大规模长期持续的价格增长:-年,在该期间内,价格水平上涨了40%-50%。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外,-年货币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其他任何时期。(我们看到前文中的卡甘模型,通货膨胀率受到预期货币存量变化率的影响,由于在战争期间,货币存量增长率较快,因此通货膨胀率较高。)

货币存量的稳定性与名义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密切相关。在这93年中,有四个阶段显示出了经济相对高度稳定的状态:-年、-年、-年、-年。在此期间,货币存量的逐年变化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而在其余的时期,货币及国民收入的逐年变化则表现出了较大的不稳定性。

货币存量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如果货币存量降低,将导致货币市场LM曲线左移,进而使得总需求曲线Ad曲线左移,从而使得经济陷入衰退。在这93年中,曾经有六个经济严重衰退的时期引发了广泛的贫困和失业。其中,最严重的衰退发生在-年。其他几个经济衰退时期分别为:-年,-年(或者应该说是-年整个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个衰退时期,其间仅包含一个短暂且不充分的扩张时期),-年,-年,-年。在这些严重的衰退时期中,每一个时期都伴随着明显的货币存量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年。只有整个时间序列的第一年——-年的货币存量下降程度能够与这六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些货币代用品可以流通的最后阶段。在整个这93年中,只存在两个时期(-年和-年),货币存量在短暂的几个月里发生了轻微的下降。然而,与上述六个严重衰退时期中的任何一个相比,这两个时期货币存量的下降程度无疑较小。其他的衰退时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货币存量并非是绝对量上的减少,而是其增长速度小于扩张时期的增长速度。

在这六个严重的衰退时期当中,有四个是以较大的银行波动或货币波动为特征的:-年的波动是由关于绿钞与恢复铸币支付的争论,以及年的银行危机而引发的;19世纪90年代的波动是由关于白银作用的争论、年的银行危机及年更为严重的银行危机(该银行危机与银行对存款兑现进行限制有关)而引发的;-年的波动是由银行恐慌而引发的(这一次的银行恐慌也与限制有关);-年的波动则归因于银行系统的崩溃,银行系统这一次的崩溃波及了1/3的银行,它们因破产或合并而消失,并以为期一周的全国范围内的银行歇业以及银行活动的完全停滞而告终。在另外两个严重的衰退时期,即-年和-年,货币存量的下降是联邦储备体系政策措施不当的结果:在-年,联邦储备体系于年年初突然上调贴现率,且在大约四个半月后再次大幅上调;在-年,联邦储备体系分别于年和年年初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一倍。在这两个时期,货币存量的下降都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这两个时期都没有引起银行危机。

以上证据所反映的这些相互关系当中,货币存量长期和周期性的变动,与名义收入和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于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有相同的运动周期和运动方向,所以我们还观察到了货币存量与实际收入或商业活动的周期变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而相比之下,货币存量长期变动与实际收入长期变动之间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密切了。在前面所提到的四个稳定时期内,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大致相同。然而,货币存量与价格却以截然不同的速度增长——价格在某个时期可能每年下降1%,而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每年上升2%。显而易见,只要实际收入的增长过程与货币存量的增长过程都相当平稳,那么决定实际收入长期增长率的因素大致上会独立于货币存量的长期增长率。但是,货币存量显著的不稳定始终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不稳定。

(2)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高度稳定的。(经济繁荣时货币流通速度快,经济萧条时流通速度慢。)

货币流通速度与经济周期的高度稳定关系。能够反映社会持币倾向的货币流通速度,为基本货币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又一例证。由于美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增加,并且银行机构的普及使存款变得更为便利,于是社会会持有相对于国民收入更多的货币量,也就是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年,货币存量总额小于3个月的国民收入;但是在年,货币存量总额达到了高于7个月的国民收入的水平。因此,货币流通速度的数值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经历了一个相当平稳的过程:在19世纪80年代以及19世纪90年代初,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这使得持有货币更具有吸引力,所以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较快;而在-年,价格水平持续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则变化较慢。唯有两次例外: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和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先大幅下降,然后又迅速回升;另一次发生在二战期间和战后,货币流通速度也是先大幅下降,然后在战后迅速反弹回升。

与周期性波动相对应,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了系统性和稳定性的变动趋势,即在经济扩张时期上升,在经济萧条时期下降。甚至在大萧条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幅变动仍部分符合这一模式。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幅度如此之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其周期性波动幅度本来就非常之大。到年为止的90年中,货币流通速度以平均每年略高于1%的速度下降。在商业扩张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减幅度一般不会超过1%;但是在商业紧缩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减少幅度一般会超过这个比率。

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性上升或下降幅度往往随着经济活动周期性波动幅度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许多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幅度大致相同,所以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性波动幅度也基本相同。尽管存在长期的变化趋势、一致的周期性变化模式以及估计值相当大的误差,但是从年(我们所用的货币流通速度数据的起始年份)至年的91年中,所观测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年际变化幅度有78年小于10%。在13次较大的波动中,有半数以上发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且最大的一次波动幅度达到了17%。用某种长期变化趋势的百分比来衡量,有53年货币流通速度处于90至之间,有66年货币流通速度处于85至之间。在其余的26年中,有12年是在年起的15年里,这些年份的国民收入数据是严重缺失的,而且有7年是在大萧条期间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货币存量变动与经济活动周期性变动的高度稳定关系。总体上,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下降的趋势。这种增长在周期性扩张时期快于平时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则慢于平时的增长速度。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恰好会在商业周期到达峰顶之前减慢,而在商业周期到达谷底之前加快。无论是从我们数据所涉及的最早期的商业周期看,还是从最近的商业周期看,这一模式的主导地位都贯穿始终。

(3)货币变动常常有一个独立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反映(货币对国民收入有重要的独立影响)。(货币存量变动可影响名义国民收入,名义国民收入不能影响货币存量。)

货币方面的变动实际上常常是独立的,因为货币方面的变动通常不是商业情况同期变化的直接或必然结果。如果货币和国民收入的共同变动并非完全一致,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晚期,美国货币存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国当局为战争费用开支筹集资金的政治决策。这些政策包括实现高能货币数量的大扩张,也延续了以黄金流入为开端的货币存量的增长。这再次说明,如果货币存量、名义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变动不一致,也不是由某一共同原因造成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联邦储备体系在建立以来采取过三次大规模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不应被视为是名义收入与价格的同期变动的必然经济结果。这三次措施是:年1月,联邦储备体系将贴现率由4.75%提高到6%,年6月,当成员银行向联邦储备银行的借款超过它们法定准备金余额的总和时,联邦储备体系又进一步将贴现率提高到了7%;年10月,当倒闭的浪潮像前一年一样再次席卷商业银行,导致商业银行对联邦储备体系的负债不断增加时,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联邦储备体系就将贴现率由1.5%提高到3.5%;年7月至年1月,当财政部实行黄金对冲时(这相当于大规模紧缩性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联邦储备体系宣布将法定准备金要求提高一倍,分三个阶段进行,最后一次于年5月1日生效。除了这三个时期,联邦储备体系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时期曾采取过具有明确紧缩性的及类似规模的措施———我们甚至无法举出类似的例子。

与这些措施相联系的紧缩性货币变动同样剧烈且显著。年及-年所采取的措施,造成了几个月之后货币存量的急剧下降,年所采取的措施随即带来了联邦储备体系历史上12个月内的三次最急剧的下降,其下降幅度分别为:9%(年)、14%(年)及3%(年)。

与这些货币行动相联系的经济变动也同样剧烈且显著。年及-年期间,在货币变动发生的几个月以后,随之发生了工业生产的急剧紧缩;而且年的货币变动立即带来了工业产值的急剧萎缩。这三次变动在12个月内的下降幅度分别为:30%(年)、24%(年)及34%(年)。产品,而不是像其他四个时期那样体现了经济活动的全面紧缩。其他指标也证实了这一点。无论从批发物价、货运量、普通股股票价格,还是从百货商店销售额等方面来看,伴随着这三次货币政策而产生的下降,都是联邦储备体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幅下降(-年的下降除外)。

货币方面的变动独立于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变动。尽管从货币到经济活动这一方向的影响是主要的,但同时也显著存在反向的影响,尤其是在与商业周期相联系的短期变动中。都清楚地反映了经济活动对货币其他方面的反作用。所以,货币存量的变动不仅是名义收入与价格变动的结果,而且还是名义收入与价格变动的独立根源(尽管货币存量一旦发生变动,它就会反过来对国民收入和价格产生进一步的影响)。这是一种相互的作用,但是在较长期的波动以及主要的周期性波动当中,货币的作用明显更大;而在较短期的波动及较温和的波动当中,二者的作用相当——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所给出的概括性总结。

(4)减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治理通货膨胀时产生的副作用。但是,减轻这些副作用,并使这些副作用温和一些,还是有可能的。减轻这些副作用的最主要的办法,就是事先宣布一项政策,并加以贯彻实施,使之取信于民,用这种方法逐渐而平稳地降低通货膨胀率。这种办法也能够使通货膨胀更温和一些。但这种办法不能缓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不能缓和恶性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情况下,只有休克疗法(shocktreatment)才较为合适,因为病人病情太重,无法撑过长期的治疗过程。

之所以要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率,并要事先予以宣布,是为了给人们时间,以便他们作出调整,而且还要劝导他们作出这些调整许多人是根据他们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而订立长期合同的——合同的种类有工作合同,有借贷合同,也有关于从事某项生产或建设的合同。这些长期合同使我们很难迅速减少通货膨胀,因为,如果我们迅速降低通货膨胀率的话,会使许多人遭受严重损失。但如果给出一定的时间,这些合同将会期满,或者会重新修订,或者会重新谈判条件,到那时,人们会对合同进行调整,以使合同适应新的情况。然而,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的经济优势也会部分或全部地受到政治劣势的抵消。危机可能会引发人们支持休克疗法的政治意愿。但在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中,这种政治意愿可能会被瓦解。因此货币主义的重点是保证货币数量会按一个相对稳定的比率增长的手段。

第四阶段:共和党的减税政策、供给学派

我曾经读过一本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詹姆斯.布坎南的著作《赤字中的民主》,布坎南的书里讲到在年代初美国就出现了减税运动,当时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与约翰逊并没有解决减税而导致的赤字增加问题,因此年代供给学派的减税观点并不是原创的,它自身是一套并不完善的经济理论体系。我后来查了很多资料认为,里根经济学更基本的思想是:经济增长要靠缩小政府规模来推动,而不是靠减税。里根时代的减税所应对的更多的是因为当时较高的通货膨胀,这一点我们在正文中会提到。

供给学派的基本原理是认为减税将导致劳动力N或资本K供给增多,从而通过生产函数Y=f(N,K)使总供给AS曲线向右移动,最终使得国民收入增加。但是供给学派的观点中有一个很致命的缺陷就是:总供给实际上是非常难增加和调整的,同时减税政策将导致预算赤字的稳步上升。因此,直到今天经济政策工具更多偏向于调整总需求AD曲线方面,这也就是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

年,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阿瑟.拉弗在侍者送来的餐巾上第一次画出了他那著名的曲线,其逻辑之简单令人惊奇:在税率为零时,政府收入必然为零,在税率为%时,政府收入也必然为零,因为没有人再会费功夫去工作去挣其全部要纳税的收入。如果要在零税率和%的税率之间募集收入,那就必然有个使收入最大化的中间税率。出乎人们意料的含义是,也必然会存在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较高的税率会减少政府收入。

供给学派的观点是纳税人会作出反应,改变其应纳税的劳动L或资本的供给K,进而改变生产函数。同时,拉弗和其他较早的拥护者不仅指出了存在着这条曲线的向下倾斜的范围,并且声称美国经济目前肯定处于这一范围之内。然而事实上减税是无法增加政府收入的,这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劳动总供给弹性较低,第二个原因是总边际税率较低(这里所说的边际税率是指生产要素报酬,例如工资、利息、利润、租金等每增加1美元所多缴纳的税),我们知道削减边际税率,可以对经济产生许多积极影响,但当边际税率已经很低时,大幅度降低劳动税率并不会增加政府收入。在大众传媒中,供给学派的论点似乎被概括成一种“减税后人们越是勤奋工作,政府收入越多”的主张。但实际上,它真正基本的思想是经济增长要靠缩小政府规模来推动。

我曾经研究过很长时间周期股与大宗商品,在陈宝森老师的《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里,普遍的共识是年代美国的减税政策与供给学派的兴起存在一个大背景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税收有两个重要影响。首先,它把纳税人推向较高的收入等级、例如财产税与资本利得税,通过税收等级爬升来提高个人边际税率。其次,通货膨胀率的提高,使得企业在运用加速折旧法时每年折旧费用减少,从而使得企业税收增加。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减少了折旧费的实际价值,增加了资本成本,减少了投资动机。因此减税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供给学派在经济理论上是严谨的。

第一部分、共和党减税政策遵从了哈伯格三角原理:对大米征税,而不是对LV征税

如果画一张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的图表,我们就知道税收会导致净的社会损失,但我们需要思考最本质的原因。尽管供给学派成员在他们的一系列论著中表述过其基本思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形式化最为到位的是拉弗与他的两位南加州大学同事合写的《税率、生产要素使用与市场生产》一文。但是实际上,我们需要先讲清楚一件事情:大米的税收弹性更小,而LV包的税收弹性更大,那么我们应当对大米征税还是LV包征税才可以让净的社会损失更小?

我们看到税收会导致在消费者的支付价格和供给者的接受价格之间的差异。如果需求和供给不是刚性的,不管税收是对需求方征收还是对供给方征收,税收都会降低市场上生产和交换的数量。下图中用一种简单的剩余分析描述了税收导致的社会损失。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量是Q0,市场价格是P0。在有税收的情况下,产量下降到Q1,并且需求方给付价格(这里指消费者)和供给方接受价格存在差异。下面的表格中显示了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剩余,税收引起社会的福利损失是因为生产和消费数量下降。

即使税收是以总额转移支付的形式重新分配给消费者和生产者(避免额外的扭曲),但这不足以弥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损失。下图中由C+E构成的三角形就是社会损失或是无谓损失(deadweightloss),也被称为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triangle)。净损失L能被C+E三角形的面积测量出来。它等于三角形的底(税收t)乘以高(Q0-Q1)的一半,然后得出:

Q0-Q1=t,其中是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因此,社会损失是:,供给与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大,税率越高,净损失L就越大。注意L根据t的平方变化而变化。

一个确定的美国税收政策是,除非税收是为了纠正特定市场的扭曲(比如垄断等),税收如果想要减少效率损失,应该避免对富有弹性的税基征收,即应当对大米征税,而非对LV征税。另一个含义是,相比低税率,高税率对福利影响更大(高税收意味着带来的社会损失更大,即L=C+E更大)。因此应该扩大低税率税种的征收点范围,而不是采取单一的高税率税种。然而,税收征管成本一般包含固定成本,因而使多个低税率税种可行性较低。由此我们知道,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对税收弹性越大,税收对数量的影响越大,净损失就越大。因此,要使税收的损失最小化,则应该对弹性较小的商品和服务征税,在这个事例中,应当对大米征税。同理,对低技能工人而非高技能工人征税,对面包比对香水征税多,对医疗支出比对剧院门票征税多。

第二部分、供给学派拉弗曲线里总产出与税率关系的原理:最优税率的确定

2.1、税率会影响劳动和资本的报酬的比例,进而影响生产部门中生产要素K和L的最优比例,最终通过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影响生产部门Q的产出

我们前文中讲过,供给学派成员在他们的一系列论著中表述过其基本思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形式化最为到位的是拉弗与他的两位南加州大学同事合写的《税率、生产要素使用与市场生产》一文。需要说明的是,税收的研究尤为复杂,传统的经济学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并不适用,因为收入效应、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需要考虑进来,因此直到今天拉弗曲线还没有实现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详尽建模,从而没有构成一种财政理论,但是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拉弗曲线的原理,因为这对我们理解共和党减税政策有帮助。

假定在市场生产部门,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KαL1-α(1-1)

式中,Q为市场生产的产量;L和K分别为劳动和资本;α和(1-α)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0α1。

用W和R分别表示纳税前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收益(W*和R*)分别是:

用和分别表示对资本和劳动的需求,则市场在一定量Q下,需求市场生产部门使用生产要素K与L的最优比例是:

供给市场生产部门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是:

式中,为生产要素供给的替代弹性,定义。(β表示除了资本K和劳动L外其它要素对生产部门产量的影响)。式(1-5)说明,供给市场生产部门的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仅仅决定于纳税后的资本收益与工资的比率。式(1-4)则说明,市场生产部门所需要的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仅仅决定于纳税前的工资与资本收益的比率。把这两个方程式合并起来,即当市场生产部门的生产要素供求均衡时,就分别得到纳税前的工资一收益比率和纳税后的工资一收益比率的均衡水平:

式(1-6)和式(1-7)表明,无论是纳税前的工资与资本收益的比率还是纳税后的工资与资本收益的比率都决定于税率、生产要素的供给替代弹性和这两种要素的产出弹性(α(资本的产出弹性)和1-α(劳动的产出弹性))。

可以证明,如果生产者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市场产品的成本函数也将采取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这说明,市场的均衡产出水平是税率的一个函数(不考虑物价P),或者说,经济的总产出水平随着税率的高低而变化。

拉弗等人的这个结论是关于供给的一个“新观点”,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总供给函数只包括生产技术、要素数量等变量,现在供给学派又在总供给函数中添加了税率这个变量,税率成为决定总供给的一个因素。

在减税后,如果保持税后工资不变,税前W减少,资本家更偏向于用W,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会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劳动积极性。反之,对劳动报酬征税的税率越高,税前工资与税后工资的偏离就越大,市场部门使用的劳动量就越少。因为税收越大,对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的积极性的打击就越大,市场使用的劳动量就越少。这就导致了最终的结论:税率会影响劳动和资本的报酬的比例,进而影响生产部门中生产要素K和L的最优比例,最终通过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影响生产部门Q的产出。

2.2、使税收收入达到最高时的最优税率:对于供给的价格弹性bs高、以及需求的价格弹性bd小的商品征税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应当对于什么样的商品可以征收较高的税,从而使得税收收入达到最大?大多数税收是从价税而不是从量税,换言之,它们是按照商品价值的一定比例征收,而不是按商品数量的比例征收。假设需求Qd和供给Qs在市场上是关于价格支付Pd和价格接收Ps的线性函数:

Qd=ad-bdPd,ad,bd0(1-10)

Qs=bsPs,bs0(1-11)

假设从价税t对供给方进行征收:Ps=Pd(1-t)。市场均衡将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实现:(bs是供给的价格弹性,bd是需求的价格弹性)

如果假设税收t对需求方征收:Pd=Ps(1+t)。市场均衡将是:

假定政府对供给方征收从价税。那么税收收入R(t)就是产量Q乘以税率t(即需求方支付的价格减去供给方收到的税后价格):

通过上述给定的简单的供给和需求函数,将式(1-12)代入式(1-14)就可以得到:

税收收入R(t)由税率t、供给的价格弹性bs,需求的价格弹性bd来共同决定。

可以得到R(0)=0和R(1)=0。我们将上面的这个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函数,进行数学推导可知其中存在最优解,能够使这两个极端的税率t之间存在能够使税收收入最大化。这个最优解的税率是:

当数值大于t时,税率继续上升,税收收入会降低。应当注意到,如果bs比较高,同时如果价格的上升没有使需求过度减少(也就是bd比较低),则将更高。

明白了上述的原理,我们就思考清楚什么样的商品可以征收较高的税,从而使得税收收入达到最大。以水泥生产为例,bs比较高意味着水泥生产门槛较低,商品价格提高一单位(例如1美元)则产量增加很大,水泥bd较低说明水泥销量较好,即使水泥价格抬升,对水泥销售量影响很小。通常情况下,当房地产市场很景气的时候,地产商不会因为水泥价格提高而减少对水泥的需求。因此对于供给的价格弹性bs高的商品以及需求的价格弹性bd小的商品,例如水泥可以加较高的税。

供给学派的深远意义是对于税收政策的优化,我仔细看过我国年前后证券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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