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变
《资本论》的辩证法与“两座城市”的变奏
杨淑静
文
辩市
论资
本
摘要：辩证法是《资本论》这项“伟大艺术品”的“建筑术”。以批判性和革命性为本质的《资本论》的辩证法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表征，它谱写的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座城市”的变奏。辩证法的存在论意蕴不仅洞见了“第一座城市”即“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危机，而且还预见了“第二座城市”即“共产主义”的到来。这是马克思《资本论》辩证法的理论旨趣和理论使命，也是探讨马克思辩证法“合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接生术”，是人类范畴文明的大逻辑。关键词：《资本论》辩证法存在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１８５９年，狄更斯的《双城记》出版，该书围绕着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以文学渲染的方式描写了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的故事。无独有偶，２１世纪初，身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学者伯尔特·奥尔曼则以关于两座城市的故事开启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如此，奥尔曼还将“城市”作为一种隐喻，进而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辩证法理论，在笔者看来，这是切中《资本论》理论本质的解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座城市”，《资本论》通过“抽象力”的研究方法谱写了“两座城市”的乐章，展现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本质，以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预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态势。一、辩证法何以表征人的存在方式
要重新诠释马克思的辩证法，必须重新诠释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疑，奥尔曼的《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资本论》的视角，这便是将“城市”隐喻作为阐释《资本论》的核心，从而将《资本论》置换到存在论的平台上。对《资本论》的这种理解直接决定着对辩证法的理解。辩证法表征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自觉意识，即对资本主义进行自觉的批判，如此，辩证法才能洞见“第一座城市”的本质；同时，作为存在方式的辩证法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之矢”，如此，辩证法才能预见“第二座城市”的到来。奥尔曼以“城市”隐喻讲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社会就像一辆汽车，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力地想爬上去寻找一份工作、一个家、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物品，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和爱好———一句话，去寻找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奥尔曼之所以运用“城市”隐喻，是因为“城市”表征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而以“城市”隐喻来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论》，则直接将《资本论》与“完整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换言之，“城市”隐喻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定位为表征人的存在的理论著作。无疑这是符合马克思《资本论》理论本性的判断。“城市”隐喻一方面定位了《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另一方面，也构成了《资本论》的理论内容。在奥尔曼看来，《资本论》谱写了“两座城市”的变奏，这“两座城市”的区别在于有无自由。一座“城市”是声称有自由却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资本主义”，而另一座“城市”原则上能够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但却不知如何抵达，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共产主义”。那么，《资本论》是如何展现如此这般的“两座城市”的变奏呢？在奥尔曼看来，内在关系辩证法是主角。毫无疑问，奥尔曼对《资本论》的阐释是精准的。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抽象力是辩证法的代名词，也是《资本论》这项“伟大艺术品”的“建筑术”。“建筑术”直接决定着“艺术品”的理论性质。作为集中体现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资本论》，定义了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提到了很多关于辩证法的经典判断，“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分析经济形式，要用抽象力”、“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和合理形态”、“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等等，如果不深究这些判断，很容易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叙述逻辑”或者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但是，《资本论》的辩证法是破除使“现存的一切显得光彩”的“神秘形式”，从而探寻能“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的“合理形态”，而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发现“真正的自由王国”，所以在其本性上来说，“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而“神秘形式”与“合理形态”、“旧世界”与“新世界”、“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便是辩证法“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理论内容。换言之，《资本论》“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开启的是从“神秘形式”到“合理形态”、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人的存在方式的转换。将辩证法置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平台上，加深了对辩证法本性的理解。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判断，辩证法在其本性上来说是“批判的、革命的”。作为“存在方式”的辩证法从批判的目的、批判的道路、批判的方法三个维度阐释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从批判的目的来讲，是推翻一切奴役的关系；从批判的道路来讲，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从批判的方法来讲，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阐释《资本论》的辩证法的，并将其具体化为“阶级意识”。只不过卢卡奇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便是“阶级意识”的前提是“自觉意识”。所以，在“存在方式”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更合理的方式是将辩证法理解为人关于自身存在的“自觉意识”。一言以蔽之，辩证法要展开“批判性和革命性”，前提在于对“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现存的一切”以及“新旧世界”的理论自觉，这是“城市”隐喻的深层含义，也是奥尔曼将其与《资本论》联系起来的真实原因。换言之，辩证法的理论自觉是谱写“两座城市”变奏的理论前提。辩证法的理论自觉内蕴着深厚的历史逻辑。作为“时间之矢”，辩证法的使命便是从“第一座城市”通达“第二座城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既是黑格尔的学生，又超越了黑格尔。当马克思提醒我们，“不能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时候，他保留的便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的理论自觉以及历史逻辑。但马克思又彻底超越了黑格尔。马克思坦言，他的辩证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与之截然相反，他要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彻底的颠倒。显然，这种颠倒不是内容和形式的简单的、外在的、直观的翻转，而是一种革命性的超越。这种超越的实质便是不再将辩证法作为通往绝对真理的理论自觉，而是将其作为通达人类全面解放的理论自觉。不言而喻，贯穿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逻辑完全不同，黑格尔通过回溯人类历史（直至俾斯麦王朝时期）从而展开社会现实，而马克思则是采取“从后思索”法，即通过剖析、批判“第一座城市”，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让其内在的危机暴露无遗，从而将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推至“第二座城市”共产主义。二、辩证法何以洞见“第一座城市”的危机
辩证法呈现“第一座城市”的方式是深入其内核，揭示其本质，这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独到之处。恩格斯在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中指出，我们无法否认，不论是欧文、圣西门，还是傅立叶，他们的著作对于现在和未来都将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2]。当然，这个德国人就是马克思。海尔布隆纳非常认同恩格斯的判断，并明确阐释了马克思为什么能雄踞人类思想的高峰。在他看来，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具有“神奇”的理论洞察力，所谓神奇的理论洞察力不过是在强调只有马克思回答了“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并不像其他研究资本的一般学者那样，从阐释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史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内部最微小的细胞———商品概念开始，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从商品入手的目的是为了洞见资本的本性。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以及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构成了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原初的动力。海尔布隆纳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定位具有神奇洞察力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不仅如此，海尔布隆纳还推进了对资本自我增殖本性的理解，他指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永不停歇、贪得无厌地榨取财富的强烈需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无穷欲望，是因为财富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指挥他人和让他人服从的力量，这就是权力”[3]。海尔布隆纳以“资本积聚的欲望”为核心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本质与逻辑的论述。在他看来，“聚敛资本的内在欲望”的实质是资本权力，即以增殖为本性的资本所拥有的一种权力。资本权力具有非同寻常的属性，虽然它不能直接进行惩罚，但却具有指挥他人，并且让他人服从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资本权力的属性。那么，资本的权力是如何变成强制性的力量的呢？这根源于劳动力成为商品。马克思指出：“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4]资本“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旦劳动力可以买卖，资本的自我增殖便成为对劳动力控制的权力。按照马克思的判断，资本主义自我增殖的始作俑者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抗性关系。工人出卖的并不直接是他自己的劳动，而是他暂时转让给资本家的他的被支配的劳动力。劳动力成为商品，将资本主义推入雇佣劳动这一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主要根源于资本主义存在的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资本主义市场上总是会出现截然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人，一种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生活资料以及一切原料，而这些东西，除了土地是原始的以外，其他的都是劳动的产品；同时，市场上还存在另外一种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卖。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前一种人经常买进是为了赚取利润和发财致富，而后一种人经常卖出则完全是为了谋生，而“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研究经济学家所谓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作原始剥夺”[5]。这提醒我们，所谓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不过是重复地并成系列地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原始统一被破坏的历史过程，而这种统一被破坏的结果便是，有一种人为了谋生，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人变成了物，人的存在变成了可以用劳动来衡量的价值。由此拜物教出现了。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雇佣劳动用劳动价值量将人的存在牢牢黏附在资本的身上，不仅如此，它还大摇大摆的将人的存在摆放在物的平台上，这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源，也构成了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危机。不仅如此，雇佣劳动还产生了拜物教，使商品、货币、资本以及“特殊的以太”生产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玄妙和神学的怪诞”。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论》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非政治经济学。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也包括当代经济学家，如皮凯蒂）没有把握到雇佣劳动真实的理论本质，所以，他们永远也无法回答“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说到底，这根源于他们不懂得辩证法。正是如此，列宁才有堪称经典的如下判断，“不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懂得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不仅道出了古典国民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无法洞见资本所具有的人的属性的真实原因，同时，也验证了列宁那个深深的忧虑，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懂得《资本论》的第一章的。换言之，只有在辩证法的理论高度上，才能真正揭穿资本权力、雇佣劳动的拜物教本质，才能洞见物的外观所内蕴的人的生活以及人的存在的图景。三、辩证法如何预见“第二座城市”的诞生
资本主义这座“城市”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至此，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辩证法是不是走到了尽头，因为它已经将自己的批判性发挥殆尽了。但是当我们作出如此判断的时候，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是把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等同于《巴黎手稿》中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了。这一点可能是受到了阿多诺的“否定性辩证法”的影响。毋庸置疑，辩证法的本性———“批判性和革命性”———不仅仅是指其“否定性”，它还具有“肯定性”。正如马克思所言，辩证法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实质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显然，辩证法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其更大力量则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马克思《资本论》辩证法的理论旨趣及其理论使命。表面上来看，辩证法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辩证法也将无法与共产主义建立起任何实质性的理论关联。但是马克思却一直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他曾推荐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作为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入门读物”，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对于我们理解辩证法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学界已经普遍将马克思哲学定位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显然，《资本论》也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辩证法的理论旨趣是洞见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找寻通达共产主义的理论路径，这便是马克思所讲的辩证法的“神秘形式”与“合理形态”的内在逻辑关系。即只有将资本主义“城市”所展开的“神秘形式”的本质揭示出来，才能真正撼动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代言人的真正利益，也才能精准地找到让资产阶级为之恼怒和恐怖的“合理形态”的共产主义的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一定是作为存在方式的辩证法，唯其如此，辩证法才能是“共产主义的接生术”，从而通达共产主义。辩证法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这种关联得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就连提倡通过“诸众”的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奈格里，也丝毫不敢对辩证法理论有些许怠慢，“什么是共产主义？达到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劳动的‘生产方式的较高形式’的道路是怎样的？对这两个问题的传统回答都把它作为资本辩证法中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6]。确立了辩证法与共产主义之间内在的关系只是个前提，辩证法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且很艰巨，这便是要在洞见资本主义危机的同时，昭示共产主义的未来。考验辩证法建构性的历史时刻来临了。要想将共产主义讲清楚，必须让共产主义具有存在论的意蕴，即在共产主义“城市”中，不仅最基本的“工作”、“家庭”、“关系”和“物品”一应俱全，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有奥尔曼所言的“想要的全部自由”。这就要求共产主义不仅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延续，而且还应该具有新的理论内容。显然，这些新的理论内容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由直面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而来的。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要想达到这样的理论目的，必须找到拒斥商品拜物教和雇佣劳动的理论路径。这是辩证法的理论自觉，也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规训。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条路径拒斥资本主义的顽疾———商品拜物教和雇佣劳动———这便是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是因为，在所有的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它不仅决定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而且也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关系。生产“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7]。唯此，共产主义“城市”的未来才能如《共产党宣言》所言的那样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讲到，要实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唯一的路径便是从根基上彻底瓦解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在此基础上，将无产阶级作为政治的统治阶级，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从而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逻辑进路完全超越了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用雇佣劳动超越了古典国民经济学的农奴劳动的时候，共产主义根本没有在劳动方式的意义上置换资本主义，而是在生产方式的意义上对其进行彻底的瓦解。如此，共产主义所建构的新的生产方式不仅从根基上拒斥了雇佣劳动，也使人从物的存在中彻底解脱出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人在劳动中进行自由、自觉的创造。劳动是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特有的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8]。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由于其不再与劳动产品、劳动价值、劳动价值量相互纠缠在一起而具有了解放的意蕴，它直接将人从外在的物的世界重新拉回到人的世界。商品拜物教无处插足，雇佣劳动关系也随之瓦解，资本主义“城市”轰然倒塌，共产主义的“城市”蓝图即将铺开。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柯尔施对此大加赞扬，在他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进展在于，它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推进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是对其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变革，是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主题的深刻变换。如此看来，辩证法描画的是一个将关切人的存在作为首要任务的共产主义的世界图景。《资本论》的辩证法打通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将两者联系起来，使两者不再是绝对相互外在的，而是相互内在、相互包含的。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内部生长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向资本主义的“真正的自由王国”的迈进。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座城市”的变奏，联结它们的是作为存在论的辩证法。不言而喻，这是时代的现实。辩证法深谙这一现实，唯其如此，才能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真正实现出来。马克思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关于未来，马克思指出，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预期，但预期一定是建立在批判和建构的基础之上。在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说，任何一种新思潮都有这样的特点，即它从不教条地预期未来，而是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发现新世界。因此，马克思要做的工作无非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至此，辩证法借助《资本论》开显了新视域。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资本论》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认识论的三者一致，并将《资本论》的辩证法定位为“大写字母”的逻辑。《资本论》通过研究方式、叙述方式、“抽象力”等概念呈现出的是由一系列经济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的辩证法是关于资本运动的逻辑，但这一逻辑仅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写字母”的逻辑。显然，马克思的工作不止于此，《资本论》是“大写字母”的逻辑。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的《资本论》的理论使命是讲述资本主义这座“城市”的理想，而这种理想的现实性是在共产主义这座“城市”中实现的。共产主义这座“城市”所讲述的是人类存在方式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统一，即一方面展现了：从“人的依附性的存在”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再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展现了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这座“城市”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就是这两种逻辑的统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逻辑。苏格拉底将辩证法称之为“真理的接生术”，那么，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逻辑的《资本论》的辩证法，应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接生术”。《资本论》的辩证法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座城市”之间奏出了一曲存在的乐章。“两座城市”的变奏展现了辩证法理论的内在潜力。任何一种真正艰难的未来局面不是对现在的单纯延续，也不是与现在的彻底决裂，真正的未来是立足当下的，是从现在走出去的未来。在这里，我们要真诚地向马克思致敬。然后，让我们带着辩证法变奏的余温、满怀希望地规划理想中的城市蓝图吧。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页。[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９页。[3]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页。[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１１页。[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５～７６页。[6]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３页。[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４页。[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１１页。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年第1期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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