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语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领域竭力彰显民主，但在经济领域却毫不掩饰地保留了专制。“所有者权威制”就是一种老板对员工的专制统治。经济领域充斥着老板的专制权威和私营企业对员工事无巨细的监管。当资本主义宣称在政治领域终结了封建专制实现民主的时候，专制统治却在经济领域堂而皇之地复活了。工厂的生命政治学分析
——以《资本论》为核心文本的考察
俟明卿士
文
摘要：“工厂”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权力发生的典型性“装置”。工厂基于机器大生产形成了以“流水线”为标志的工厂体系，这一工厂体系进一步延伸到公司制度中，最终渗透进整个社会体制结构;工厂体系的技术支撑是马克思所谓的“工艺学”，现代管理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管理的工艺学，科学管理学的目的是塑造有用且驯顺的主体，其理论底色则是“奴隶制”;工厂法表面上看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生产秩序的正常运转，然而资本家正是在工厂法典中完成了对工人的合法专制。工厂通过机器生产所形成的工厂体系、以工艺学为架构的科学管理学以及维护生产秩序的工厂法共同构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发生“装置”。关键词：生命政治学;《资本论》;工厂;装置;机器;工艺学;工厂法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发生的一般场所绝对不是福柯所研究的监狱和精神病院，也不是阿甘本所谓的集中营和难民营，而是工厂。①（虽然福柯关于监狱的研究以及阿甘本关于集中营的研究，其最终的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隐性结构，但关于现代社会隐性权力结构的揭示还是应当诉诸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装置———工厂。）无论是监狱和精神病院，还是集中营和难民营，只是生命政治发生的非典型性状态，工厂才是现代社会生命政治发生的一般场所。在生命政治学看来，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概念正是“装置”。福柯曾经指出，生命政治学所研究的对象不是权力，而是权力机制。只有从装置入手，才能梳理出权力发生的机制。“装置的本质是策略性的，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对权力关系以及对权力关系中理性而具体的干预的明确操控，其目的要么是为了促进这些关系向特定方向发展，要么就是为了阻止它们，使它们稳定下来，并对之加以利用。因此，装置总是嵌入一种权力游戏之中，不过，它也总是与特定范围的知识相联系，这种知识来自装置，同样也对它做出了限定。确切而言，装置就是关于权力关系———它们支持特定类型的知识或受其支持———的一套策略。”［1］阿甘本进一步明晰了福柯的装置概念，他做出了三点归纳:“a．装置是一套异质的东西，事实上，它以同一个头衔囊括一切，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话语、制度、建筑、法律、治安措施、哲学命题，等等。装置本身是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网络。b．装置始终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始终存在于某种权力关系之中。c．因此，装置出现在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交叉点”［2］4。综合福柯的定义和阿甘本的论述，装置就是关于权力关系的一整套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明确操控。
装置是关于权力关系的网络，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这种策略功能就是装置所具有的技术意义:“机器或机制的一部分以及(通过延伸)机制本身得以组织的方式。”［2］10一切装置都意味着主体化过程，一旦缺失这种过程，它就无法发挥治理装置的功用，而且还原为纯粹的暴力活动。“在这个基础上，福柯早已证明，在一个规训社会，装置如何旨在通过一系列实践、话语和知识体系来创造温顺而自由的躯体，作为去主体化过程中的主体，这些躯体假定了它们自身的身份和‘自由’。因此，装置首先就是一种生产主体化的机器，唯有如此，它才成为一种治理机器。”［2］23－24装置是一种主体化过程和去主体化过程的统一。从去主体化的过程而言，装置通过一系列权力关系网络来规训和惩罚主体，使其丧失自己能动的主体性;从主体化的角度而言，权力装置最终创造出温顺而自由的躯体，这些躯体假定了它们自身的身份和“自由”，成为一种具有特定身份的主体。主体化过程正是在去主体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一、工厂体系
资本主义社会工厂体系的产生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传统形态经历着彻底的变革: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场手工业;最后，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领域在相对说来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变成了苦难窟，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3］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从手工业转变为工场手工业，再从工场手工业转变为工厂的历史形态变革。马克思径自把“工厂”称为“苦难窟”。“苦难窟”是典型的生命政治学术语，我们很容易将之同阿甘本所分析的“集中营”进行类比。“工厂”之所以成为“苦难窟”是因为“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这种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则是因为工厂成为了“装置”。
马克思从工具(机器)的视角对比了“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与“工厂”的区别。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3］为了使工人能够驯顺地服侍机器，并入机器这一死机构，资本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3］马克思把工厂纪律称为“最严格的纪律”，是因为这种纪律是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并最终发展成为工厂制度。“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3］这种兵营式的纪律最终造成了现役劳动军自身的分裂。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可以区分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但由于工厂纪律的出现，工人被划分为劳工和监工，现役劳动军被分裂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转化为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以及现役劳动军内部的对抗性关系。
随着早期资本主义步入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本身及其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是美国历史上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其在劳工市场上却有着独特的价值:这一年美国的“白领工作者”首次超过劳工总量的50%。这意味着美国脑力劳动者超过了体力劳动者，成为了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于是，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工作场所也发生了相应的进化，无产阶级从工厂厂房的流水线进入到高档写字楼的办公隔间。②（这种作为办公隔间的“格子间”设计实际上是一种舶来品，这个词源自牛肉产业中使用的牲畜屠宰前所待的小隔间。小而狭窄的办公隔间，由玻璃、石膏板、三聚氰胺板、轻质水泥板等隔板搭建而成，简单廉价、设计灵活，里面坐着公司的初级员工。办公隔间不仅节约办公空间，并且隔而不离。）虽然工作场所发生了转移，但是工作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办公室白领们依然承担着类似于流水线上枯燥的、重复的和千篇一律的工作，工厂的生产本质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写字楼中。好像把人放进“格子间”还不够侮辱人似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办公空间，这些隔间的尺寸还被做得越来越小。美国的《商业周刊》曾经报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写字楼隔间的平均尺寸减小了25%到50%，一半的美国人觉得自家的浴室都要比自己的办公隔间大，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实际上，工厂的流水线和写字楼的办公隔间二者之间的生产环境高度类似。写字楼中的格子间只是“脑力流水线”生产的特殊形式。格子间越来越小，就如同工厂流水线作业被划分得越发细致。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前，体力劳动者还是产业工人的绝对多数，这时候脑力劳动者是有诸多“特权”的，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如财务、专业技术、管理能力等)，那时候的脑力劳动者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的。他们并不是完全和彻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更好地统治与监控体力劳动者的工具，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谓的“监工”或“工业军士”。当脑力劳动变得“廉价”时，新产生的白领阶层自然是不配享用单独的办公室了，在公司中他们也只是廉价的“技术工人”。现在只是发生了一个“阶级平移”:曾经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平移成了格子间里敲键盘的公司员工，曾经拥有单间的精英管理者们虽然有些沦落为廉价的脑力劳动者，但其中的一部分依然还是有单间的企业中高管理层。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通过对监狱的考察提出了一个生命政治学的概念:全景敞视主义。福柯的全景敞式主义来源于边沁的“全景敞式监狱”。边沁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计算“效用”，他所设计的监狱、福利院，也都是完全使建筑在“效用”上达到最大化的。“边沁的全景敞式建筑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4］福柯认为，这种具备一座有权力的和洞察一切的高塔的、著名的透明环形铁笼，或许是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福柯进一步指出，观察、监视、控制与校正违规行为的“全景监狱理念”，蕴含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建筑、社会组织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换言之，工厂、学校、兵营、精神病院等众多现代组织的根本原则和组织管理模式都起源于监狱的全景敞式主义模型。“全景敞式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基本原则。其对象和目标不是君权的各种关系，而是规训(纪律)的各种关系。”［4］一名巡视员出其不意地来到全景敞式建筑的中心，一眼就能判断整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情况都瞒不过他。工厂流水线就是一个典型的全景敞式监狱式组织———一个在管理者凝视下劳动者们被高效监控的组织。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帮助下，监控室已经取代了中心瞭望塔，工厂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处在其严密的监控之下。
白领们的格子间脱胎于工厂流水线生产。因此，白领们的工作也并没有想象中的“自由度”，他们不过是在管理者监视下高效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现代工厂的设计理念和设计逻辑其实也来源于监狱。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见过的许多写字楼的设计格局:在一排排格子间的尽头专门隔出来一块区域当作中高层管理者的办公室，而且都是下面用毛玻璃、上面用透明玻璃来隔开。这样设计的好处是，管理者只要站起来就随时可以看到格子间中白领们的工作状态，而自己的“隐私”又很好地隐藏在毛玻璃背后。这是一种典型的全景敞式建筑的体现。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全景敞式模式没有自生自灭，也没有被磨损掉任何基本特征，而是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有机体。它的使命就是变成一种普遍功能。”［4］工厂体系的本质也是一种全景敞式主义。整个社会正在日益变成一个工厂体系，各行各业就像流水线一样，保证着社会的高效运转。我们可以说，工厂体系已经渗入了整个社会有机体。
二、工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广泛、异质的智力在资本权力体系下被剥夺了自身的真实表达，不断被控制、扭曲和纳入“作为工厂管理体制特征的管理准则和层次结构”［5］85。智力的维度应该作为活劳动的属性实现在自由创造的劳动中，而不是作为死劳动的属性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管理式的层级结构中。在显性操作中，工人的活劳动是通过流水线被纳入的;在隐性的层面上，资本主义生产则是通过工艺学实现的。换句话说，流水线的技术支撑是“工艺学”的出现。何谓工艺学?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3］工艺学就是把生产过程进行分解，分解得越细微，证明这种技术越精细、越成熟。“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然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3］－然而，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先进的技术让无产阶级工作更加“去技能化”，让他们丧失了与资方议价的能力;无论在工厂流水线上，还是在白领办公室中，劳动者的工作整体性在退化，工厂和企业需要的只是不用思考与反思、不停重复执行去技能化任务的“身体”而已。
这种精密的工艺学最终被应用到了工厂的管理之中，这使得工厂作为“装置”更加高效。西方工厂的代表制度就是泰勒制和福特制。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称为血汗工厂泰勒制;从资本家的立场出发，又可将其粉饰为“科学管理”。泰勒是第一位提出科学管理观念的人，因此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是西方管理学理论的肇端。所谓泰勒制就是详细地记录每个工作的步骤及所需时间，设计出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对每个工作制定一定的工作标准量，规划出一个标准的工作流程。可见，这是一种精确的标准化管理，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人的动作与时间的规训，以最经济的方式达成最高的生产量。这种规训式或规范化管理必将极大地提高劳动效率，也就必然会受到资本家的热烈欢迎。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泰勒制完全把工人的劳动变成了机械式的物化劳动，丧失了任何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因此，我们又把泰勒制的管理模式称为“机械模式”。
在日常“管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中，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泰勒创造的“科学管理”这一学科的理论本质和灵感来源。年，美国国会召开了一场关于“科学管理制”以及其他工厂管理制度的听证会。在这场听证会上，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华特城兵工厂的工作经验丰富的钢铁工人向委员会表示:工厂的科学管理让他觉得“仿佛退回了奴隶制”。管理者们时刻跟在你的身边，一旦你停下来片刻，就有管理者拿着秒表站在你身边，这太令人难以忍受了。在泰勒制的帮助下，管理者们对工人施加了高度控制。严格的工厂管理几乎把工人还原为拿着微薄工资的奴隶。泰勒制的管理体系就像奴隶监工抽打黑人的鞭子一样，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厂体系只不过是把抽打的“鞭子”变成了“罚金簿”而已。泰勒和出席这场听证会的同僚们也默认了“科学管理”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奴隶制”。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经指明了工厂制度和奴隶制的同质性。他指出:“这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6］58“科学管理”与“奴隶制”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任务观念”的提出，泰勒将其描述为“现代科学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其实，“任务制”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它是奴隶制下组织劳动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谓任务制，就是被奴役者在持续的监督下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劳作并完成被要求的工作量。在任务制之下，被奴役者会被强制要求在一天内必须完成一定的“任务量”或“配额”，否则就会受到严酷的惩罚。“任务”一词因其与奴隶制的关系而令“很多人不喜欢”。泰勒制与奴隶制所展现的特性如出一辙，唯一的改善就是加入了工人的基本工资和辞职的权利。泰勒制的核心元素就是工作的去技能化和对工人的严密控制，其对工作流程与工作标准的研究剥夺了工人对生产过程知识的控制，并将这些知识牢牢地控制在管理者手中，让手工业者失去了与雇主博弈的实力，只能任由其摆布。
劳动者拒绝成为流水线上的奴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泰勒制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广大劳动者的反抗情绪，于是改良版的泰勒制亦即福特制应运而生。相对于泰勒制而言，福特制多了些许“温和”，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激励元素。比如资本家付给工人高于一般生活开销的工薪，以便让他们有能力来购买他们自己制造的劳动产品;再比如资本家给予工人长期许诺，不随意开除工人，给予伴随工龄和生产效率增长的福利等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血汗制度”的本质，福特制同样是一套基于工业化和标准化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在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中，无论是“泰勒制”还是“福特制”都被称为“低信任体制”。低信任体制意味着监视、规训和管控的存在。在这样一种管理体制中，工人没有工作的自主权，一切任务都由管理方规定，并且依赖于机器实现，同时工作过程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这种控制系统和监视系统的效率都远远地超过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真可谓是“科学控制”与“科学监视”。③（在当代，人类依靠信息技术的帮助，例如视频监控、脸部识别、指纹打卡以及各种各样的网络办公软件，可以全方位地实现对雇佣劳动者的监控，甚至打卡的地理位置都能收集，搞出“早到排行榜”“加班排行榜”等。信息技术已经让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管控无孔不入。）
毋庸讳言，泰勒制和福特制在短时间内确实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长期来看是否如此呢?实际上，管理学中的有识之士早就开始反思这种“低信任体制”:这种所谓的科学管理是否能够长期带来劳动效率的提升?是否最终真正能够让公司或者企业整体受益?这样一种严密的监控体制最终会造成员工的工作投入和工作士气的损害，从而激化劳动者对管理者的抵触情绪。管理学的最初目的本来是想通过优化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效率的，但是由于采用了控制、监视和管控的方式来规训和剥削劳动者，从而导致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降低，反而影响了劳动生产效率。许多奉行“低信任体制”理念的公司，劳资关系冲突比率明显高于平均值便是明证。于是，资本主义也在与时俱进，“后福特制”成为了当今管理学的主流显学。
相对于泰勒制和福特制，后福特制更加温和。后福特制主张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自主性，它使劳动者觉得自己不再是一颗悲惨的螺丝钉。后福特制通过给予工人高福利、终身雇佣等策略，磨灭劳动者的反抗精神;通过所谓的扁平化管理和小团队化管理，提升基层的活跃度，激发劳动者的工作主动性，但是，后福特制依旧是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延伸和变形。在其“团队工作”“扁平化”等理念的背后，依然是资产阶级管理学控制、监视、剥削劳动者的本质。后福特制所带给工人阶级的只是“幻象”或“景观”。这些虚假的浮华幻影的核心是所谓生产活动中的“创造性劳动”。资本家会给应聘者们描绘一幅富有诱惑力的景观:你的劳动是有创造性的、你在公司里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多、你的工作具有完全的自主权、你在公司里具有非常大的升职空间等，但现实中的情况与这种幻象相去甚远。
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家通过无孔不入的摄像头和显示屏，监控着劳动者的一切，让劳动者时时刻刻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管控最主要是通过“时间”规划来实现的。这些规训方法揭示了一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4］这些所谓的“管理学”理论，不过是“更好地把人变成工具”。工艺学的诞生使得资产阶级的管控更具有隐蔽性，披上了科学管理的外衣。主流管理学过于强调效率、控制和监视，忽略了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就是实实在在的“把人当成了工具”;主流管理学的背后永远无法掩盖“剥削”二字，甚至于管理学的诸多理论就是在研究“怎样更好地剥削劳动者”。管理学在所谓“计划”“科学”“效率”“精确”等术语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两个字———“剥削”!所有管理学的出发点永远是工厂、企业和管理层，永远是资本最大限度的增殖，从来没有以普通劳动者视角为出发点的研究。“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7］隐藏在管理学背后的是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与剥削。
三、工厂法
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工厂体系以工厂纪律和工厂制度的方式确立了下来，并且在管理工艺学的支撑下更加精细和科学，这种“专制”最终通过“工厂法”获得了普遍的规范性。马克思指出:“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3］工厂立法的目标表面上看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维护，实际上其所维护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管控和剥削。“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3］工厂法的出现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得以最终形成，在科学外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工厂法的诞生也是和机器生产关联在一起的。“工厂法从一项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特殊法，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3］在工厂法的早期制定中，资本家或者说工厂主具备了绝对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论述，“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3］。早期的工厂法根本不考虑工人的利益，完全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确切地说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也就是说是为了维持骇人听闻的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顺利进行。因此，早期的工厂法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对工人的处罚，但是这种处罚并不像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对劳动者所进行的肉体的惩戒。“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3］－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惩罚似乎变轻了，而实际上并非这样。恩格斯曾经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处罚的苛刻和专制。“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傅立叶对工厂的称谓———“温和的监狱”。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高压下，工人展开了对资本家旷日持久的反抗。这种抵抗最终也取得了一定的有益于工人阶级权益的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就是这样一种被劳动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却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黑煤窑、过劳死等现象的存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工厂依然像“集中营”一样是一种“法之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阿甘本“神圣人”系列的一本重要著作。阿甘本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例外状态”(statodieccezione)概念已经成为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权的一个重要的生存论范式。阿甘本明确指出，“例外状态”是一个“无法”的空间，其中的关键是呈现为不再具有法律形式者的法律形式，处于一个模糊、不确定、临界的边缘。“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秩序，而它的定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无法确定。”［8］32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指的是法之例外或法之悬置，为我们分析“工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阿甘本指出:“例外就不只是单纯的排斥，而是一种包涵性排斥(inclusiveexclusion)，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ex－ceptio:外部的把握。”［9］例外状态作为一个无法区分的模糊地带，所表征的正是“工厂”的存在状态。现代企业(工厂)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有着等级制体系的独裁政府，不局限于成年工人而是“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3］。资本主义正是利用“工厂”这种例外状态使其发挥作用并同时对工人进行规训与治理，这正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包涵性排斥”。例外状态作为一种包涵性排斥其实质是一种例外状态常态化。无论是包涵性排斥，还是例外状态常态化，都意味着工厂作为例外状态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权力装置。
马克思对工厂立法的后果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累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家统治的陈旧的过渡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的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3］－
在马克思看来，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具有两大后果:第一，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得以形成;第二，由于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这两个判断都是成立的;但是，在管控和监视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即使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即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严密管控。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管控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机制新的“安全阀”。
结语:我们能否走出工厂的装置?
优越的工作环境、扁平化管理和创新性团队，这些都是资本家给劳动者所营造的一种“工作主义景观”，事实上都是幻象，但可以给劳动者一种“伪自由感”和“伪阶级晋升感”，就像买了一个奢侈品包便感觉自己身份提高了一样。在封建社会中，虽然农民也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但是农业生产中农民永远会对其工作有着自主性，也需要相当的知识和技能;而工业社会的产业工人，既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自主权，也不需要太过高级的技术和知识，他们只需要在流水线上重复地拧好螺丝钉就足够了。于是，这样一种工作成为了“某种外在的疏离的东西”，而不是“自由自觉地创造性活动”，即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劳动”。由于自主性的丧失，无产阶级逐渐会对工作甚至于整个工业生产都抱有一种冷漠乃至于厌恶的态度。
工厂本质上应该是中性的，就像技术的进步是中性的一样。一个调整生产关系，一个发展生产力，本质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那么为什么工厂反而成为了压迫、监视、剥削劳动者的权力装置呢?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天然不平等的生产关系。所以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管理学的应用，都变成了造成压迫、剥削与两极分化的手段。虽然管理学和技术进步都是“中性”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下，它们都成为了助长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们根本无法享受到技术进步、组织优化所带来的福利，反而往往是受害者。曾经劳动者们只是借助机器进行生产，而在当下工人的技能转变为服侍机器。工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明确的表达”，工厂体系成为了包括政府、学校在内几乎所有一切社会组织的运行模式;在人们追求精确高效的背景下，工厂和企业管理学的理论成为当代“资本宗教”的“圣经”;工厂法所体现的依然是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即使是在号称法治社会的现代社会中，资本家也依然有能力把工厂变成法之例外状态。我们能否或者说如何走出作为装置的工厂，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
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批判当今学校的经济学研究和商科教育，他们认为现时代的经济学研究遗忘了古典经济学中固有的伦理学因素，另外精英主义教育又让商学院的学生普遍缺乏道德敏感性和道德责任感。一方面，他们主张恢复现代经济学中的道德维度;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能独立思考、有反叛精神、有同情心和责任担当的新精英，从而能够在生产实践中质疑现行的管理惯例，并创造出更好的规范、政策、观念和管理价值观。同时，这些学者们呼唤劳动者力量的回归，来让这个权力天平尽量变得平衡。他们认为，只有戳破管理学所营造的景观幻象，才能让劳动者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背后监视、控制与剥削的本质，才能激发起他们的反抗精神，去追求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在虚假的景观中自怨自艾，在被异化的痛苦中无能为力。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善良的自由意志和美好的幻想。要想真正地走出和打破工厂的权力装置，就必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现实道路。
虽然马克思成功地说服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救药的剥削性，并且极端非理性，“但是存在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承认资本主义历史贡献的同时，尽管彻底揭露了其剥削基础和非理性动力，但这仍然仅仅是一种批判。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可替代的经济秩序方案，用他自己带着轻蔑的话说，就是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10］序3－4。我们虽然可以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可替代的经济秩序方案”。施韦卡特认为超越资本主义就应该寻求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性方案被其称为“经济民主”。在施韦卡特看来，经济民主基本模式与资本主义基本模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由三种截然不同的市场所构成———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市场出现，资本主义才逐渐兴起，并进而引起资本市场的发展。经济民主保留了商品和服务市场，但以车间民主化取代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以社会投资体系取代了私人金融市场。
换言之，资本主义是以三个基本制度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和雇佣劳动制度。苏联经济模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通过将农场和工厂集体化)和市场(通过建立中央计划)，但保留了雇佣劳动制度。经济民主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但保留了市场。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就是劳动力市场，亦即雇佣劳动关系。经济民主以车间民主化取代劳动力市场就是想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所谓车间民主化就是工人自我管理，每个生产性企业都由它的工人民主地控制。施韦卡特指出:“每个生产性企业都由它的工人控制。由工人负责企业经营:组织车间、制定纪律、发展生产技术、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指定产品价格以及决定净收益的分配。企业不实行收益的平均分配。对于那些具有更高技能、更老资历和承担更多管理责任的员工，大多数企业都会给予更多的奖励。关于这些事情的决定都是以民主的方式做出的。”［10］51
在施韦卡特看来，所有者权威制是资本主义式的车间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领域竭力彰显民主，但在经济领域却毫不掩饰地保留了专制。“所有者权威制”就是一种老板对员工的专制统治。经济领域充斥着老板的专制权威和私营企业对员工事无巨细的监管。当资本主义宣称在政治领域终结了封建专制实现民主的时候，专制统治却在经济领域堂而皇之地复活了。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正是针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来的。经济民主(车间民主化)的方案应该有助于瓦解作为权力装置的工厂，也许一种全新的工厂体系会成为可能。无论工人的自我管理是否能够使现代人走出工厂的专制权力装置，对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寻求确实是我们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行性探索。
参考文献：［1］FoucaultM．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OtherWritings－．NewYork:PantheonBooks，．［2］吉奥乔·阿甘本:《论友爱》，刘耀辉、蔚光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5］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8］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年。［9］吉奥乔·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10］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第二版)，黄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年03期“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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