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断裂论”模式的解析
余伟如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银川)
［摘要］对《资本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五种哲学解读模式，阿尔都塞的“断裂论”模式可以作为一种“范式”加以理解。阿尔都塞从对象性问题入手界定了哲学解读，把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科学严格区分开来，把哲学、哲学解读和政治、实践紧密关联起来，从而澄清了哲学解读的前提；以“征候阅读”建构了哲学解读的方法，把《资本论》的哲学深入到结构主义的“总问题”之中；以“认识论断裂”确立了处理马克思著作思想变化的原则，认为《资本论》是“断裂”后的“科学”而非“意识形态”；最后形成了“关系主体—无主体说”的解读成果，把“无主体的过程”指认为《资本论》中一切分析的基础。“断裂论”模式链条完整、线索清晰，这是其他解读模式尤为缺乏的。
［关键词］《资本论》；“断裂论”；哲学解读模式；无主体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巅峰之作，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无法绕开《资本论》。可是，究竟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哲学内容，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单纯经济学和文本学所开辟的道路之外，对《资本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五种哲学解读模式，“断裂论”模式可以作为一种“范式”加以理解，其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①阿尔都塞给《资本论》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过它过多的“侮辱”。在其“最为警觉的和最为现代的再阐释”［1］中，《资本论》被视作是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2］24；《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仍旧盖着黑格尔的“盖子”，因而要重新改写［3］95。从澄清解读前提到形成解读方法，再到确立处理马克思著作思想变化的原则，最后得出成果，“断裂论”模式并没有简单局限于结构主义的狭隘构图，其链条完整、线索清晰，这是其他解读模式尤为缺乏的。
一、澄清前提：界定哲学和哲学解读
对《资本论》进行哲学解读，首先要澄清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界定哲学和哲学解读。然而，绝大多数解读者有意无意地把这一问题悬置了起来。他们对哲学和哲学解读丝毫不加界定，完全依赖于其自明性，甚至是模糊性，直接进行解读实践，得出哲学结论。阿尔都塞则恰恰相反，他的解读实践建立在对哲学和哲学解读的独特理解之上，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任何研究都是对问题的解答，在这种意义上问题决定答案。首先就哲学本身发问，对阿尔都塞（理解马克思）来说就是如此。因为一旦提问失当，则意味着要么徒劳于解答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要么进入意识形态的总问题，得出意识形态的答案。起初，阿尔都塞把哲学界定为“理论实践的理论”。这带有“理论主义”的错误“倾向”，“结构主义”正是其偶然的副产品。数年后，他明确指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4］，最终了结了这种倾向。对哲学和政治之间有机联系的强调，使得阿尔都塞的解读凸显出浓厚的政治和实践维度。实践不是单纯的理论实践，而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改造世界的。他指出解读《资本论》（特别指第一卷）时，不仅要参照《共产党宣言》，“而且还必须参照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章程，当然还要参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3］98第二，哲学特指与历史科学不同的辩证唯物主义。对科学和哲学之不同的坚持，直接关系到阿尔都塞为什么要对《资本论》进行哲学解读。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进行了严格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对应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对应哲学。新哲学的诞生与新科学的创立紧密相关，新哲学往往作为新科学暗淡的影子而存在，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上落后于科学。因此，对《资本论》的研究是在历史科学的大陆上，努力打开哲学宝库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景在今天还有待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化，而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化本身又取决于对《资本论》的严格的批判性研究”［2］82-83。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坚持显示出，阿尔都塞并不表达任何特定的新学说，作为一名无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只是为马克思的学说服务，反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从而从根本上肯定了“可最终归结为”唯物主义的哲学，即无产阶级哲学；以及反对了“可最终归结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即资产阶级哲学。第三，哲学解读是关于“对象性”问题的解读。哲学解读提出的是《资本论》同“它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它的对象的特殊性问题。”［2］3对象性问题构成了阿尔都塞解读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读资本论》的主体部分正是“《资本论》的对象”，其中的解读线索大致可归纳如下：对象（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结构（生产关系）—主体（无主体）。对象在《资本论》是作为论述对象存在的，因此，阿尔都塞又将对象性问题转化为“论述—对象”统一的问题。阿尔都塞试图在概念上对马克思哲学做出推进，他希望通过更为严格系统的概念群，把在《资本论》中以“实践形式”存在的马克思哲学，尝试给予系统表达的形态，“赋予它一种更加的符合其本质的理论存在形式”［4］。他试图剔除一些因概念的模糊性而造成的后果，尝试以概念的丰富性取代概念的贫乏性，从而赋予概念以严格的马克思哲学的含义。而这些新概念、新术语则会构成一个新场地，“在这个新场地上，人们从此有可能用新的概念，以科学问题的形式，逐渐提出具体历史的真实问题，并且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那样，得出一些有根据的理论成果”［4］。即使我们认同他的观点，阿尔都塞也只是完成了这项伟大事业可怜的一小部分。事实上，他的一些概念的含义模糊不清，正好与他的“宣言相反”［5］34。二、建构解读方法：征候阅读
任何解读范式都应有独特的解读方法，征候阅读就是阿尔都塞的解读方法，这一方法直接决定了解读的产物，据称这种方法来自马克思。“总问题”理论是打开征候阅读的一把钥匙，是阿尔都塞“看到”征候阅读的最终因果。阿尔都塞并不直接进入认识对象，而是先问对象何以成为认识对象。不要急着追问剩余价值是什么，先问马克思是怎么看到剩余价值的。是因为马克思有一个不同以往的、科学的“总问题”。科学本身“只能在一定的理论结构即科学的总问题的场所和视野内提出问题”［2］17。正是这个总问题，把剩余价值规定并结构化为可见的东西。反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问题，把剩余价值规定并结构化为不可见的东西，结构性地排除在了可见的东西之外［2］18。面对既定的混沌的对象世界，看见与否已不再是主体看的机能，而是总问题本身作用于主体的结果。燃素说化学理论“看到”了燃素却“看不到”氧气；古典经济学“看到”了劳动的价值却“看不到”劳动力的价值，“看到”了利润、利息、地租（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却“看不到”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看到”和“看不到”构成征候条件，“看不到”造成的空缺就是所谓的“征候”。其实，“看到”和“看不到”组成的“结构体”也表现为总问题的征候。将这种“征候认知”移入阅读文本，即是征候阅读，此时的“征候”条件则可限定为特定概念的出现与空缺。阿尔都塞写道：“正是因为我把这个词的存在后面的概念的空缺当作一个征候，我才能够表述出这个概念的空缺所包含和规定的问题。”［2］27“场所”是阿尔都塞对总问题的一种空间比喻，对象的可见与否不是主体认知能力不同的结果，而是场所变换的结果。如果将马克思和斯密的不同，只是理解为认知能力的不同，那么就等于承认“认识借以完成的概念体系的任何缺陷都可以归结为‘看’的心理学上的缺陷。如果说‘看’的空缺造成了‘疏忽’，那么同样必然的是，看的存在和目光敏锐地看就会说明被看到的东西：全部被看出的认识”［2］9。并不是马克思和斯密“看”的能力天差地别，也不是那些对斯密不可见的对象，对马克思来说正好是可见的。这些对象对斯密和马克思来说都是不可见的，马克思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正是因为这些对象作为看不到的东西才被他看到。被他反思地，借助看到的东西看到，就好像借助球面看到球体内部的“虚空”一样。亦即马克思占领了新的场所，看到了“看”的机制。正是借助这个场所，马克思看到了他原本看不到的东西；也正是因为在这个场所之内，马克思才不至于发生疏忽，确保了概念体系的完整性。斯密固守于旧的场所内，在可见的对象里打转，看不到“看到”和“看不到”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可见领域和不可见领域之间的必然的却是看不见的关系。这种关系把黑暗的不可见领域的必然性规定为可见领域结构的必然结果”［2］10。征候之所以是征候，正是因为它隐含，故而预示着这一结构化场所的出现。征候阅读不在于读出征候，而在于读出“征候之后”，占领这个结构化场所。作为征候阅读的直接结果，《资本论》显示出三种存在：（1）看到的存在；（2）只是作为看不到的东西才能被看到的存在；（3）这个结构化的领域，即看和不看、看到和看不到所在的场所，即总问题本身。阿尔都塞当然看重这三种不同存在具体包含的内容，但更看重的是，它们共筑的“结构域”内结构性因果关系本身，以及如何看到、归纳，马克思用来说明这种复杂关系的哲学术语——“表现”（表现为），这一“高度征候性”术语。征候阅读的关键在于，通过总问题的变更占领新的场所，实际上是总问题对对象的反思性发现和规定，这些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够被看得见。对总问题的揭示和生产使我们能够看到在其他情况下我们看不到的东西［2］26。征候阅读是阿尔都塞的哲学观在阅读方法上的应用，它源于对直接的、直观的、简单的等阅读的否定，是可以划归于严格的、真正的、批判性的那类阅读。当然，征候阅读也不只是文本阅读的方式，它是对历史进行理性阅读的产物，是破除对现实进行拜物教阅读的产物。但是，“在明确的和不明确的论述中都可能存在着沉默”［2］98，即都可以进行征候阅读，都必须放置在特定的结构化的可见和不可见领域内被重复阅读。这使得他的解读容易被指责为，是为了“适应完全单一的作者的声音”［6］。其实，最该提出质疑不是阅读方法本身，而是构成方法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以实践的形式存在于《资本论》中，征候阅读不过是使实践形式获得理论形态的方法；马克思哲学的总问题；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可以不加批判地成为研究马克思的方法。中肯地说，正如阿尔都塞自己所认识到的，征候阅读只不过显现出对马克思叙述和表达能力的深度关照，他只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尝试用一种哲学方法，体量和认识马克思所能达到的极限。三、确立处理马克思著作思想变化的原则：“认识论断裂”
马克思有了新的总问题，标志着新哲学观的出现，阿尔都塞将其描述为，马克思在“认识论”上发生了一次“断裂”。“认识论断裂”确立了处理马克思著作思想变化的原则，明确了《资本论》和马克思其他著作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阿尔都塞解读范式的“以太”，决定着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虽然断裂的具体时间节点，随着他的研究几经变动，但他却坚持认为存在断裂这一事实。即使在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时，他也表示“寸步不让”［4］。马克思哲学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性发现，但只有说明马克思哲学的“特殊差异性”问题，才能证明它的革命性。阿尔都塞借用雅克·马丁关于“总问题”的概念，以思考和标志理论形态的“特殊差异性”问题，进而催生了另外一个问题：需要一个用来思考和描述的方法，由于新科学的创立而引起总问题产生变化的专业术语。巴什拉早就创制了这一术语——“认识论断裂”。由此，最初的问题“在形式上就变成了以下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是否存在一种认识论的断裂，以标志出新的哲学观的出现”［4］15。阿尔都塞进而把理论史上的总问题，划分为“意识形态”和“科学”。“认识论断裂”继而在形式上又直接成为用于思考这种二元对立的概念。这里认识论不是追问认识的本质，传统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而是“科学认识论”，是20世纪法国所开辟的，“从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理解、阐明科学知识产生条件的认识论”［7］6。至于，断裂的确切位置，最初被定在年，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清算”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信仰。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也是为了完全剔除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他增加了“一个很长的革命加工时期”，从而将断裂的时间，至少推迟至年［3］94。但大体看来，阿尔都塞还是认为《资本论》是断裂后的著作。“认识论断裂”对《资本论》哲学解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阿尔都塞开始致力于借助科学史的一般理论及其概念，思考和破解《资本论》的哲学之谜。这也是阿尔都塞所认定的马克思的研究道路：马克思建立哲学所遵循的道路，是在建立历史科学的活动中完成的。第二，给予《资本论》的哲学以“科学”的绝对地位。这里的“科学”不是上文那个“历史科学”的“科学”，而是与“谬误”相对立的“真理”［4］。《资本论》作为断裂后的著作，无可置疑的是科学，这也是《资本论》是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的原因。而断裂位置的问题，成为阿尔都塞批判的武器，以反驳通过青年马克思的“科学性”，把《资本论》污蔑为背叛、倒退或重复。当然，也给了他改写《资本论》的理由。第三，间接提供了认识《资本论》的哲学总问题的方法。断裂前的著作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总问题，如人本学的、经验主义的；断裂时期的著作中，总问题往往是以“否定的形式”“激烈论战和批判的形式出现”［4］17，例如反人道主义、反经验主义。这意味着《资本论》中总问题，必须以肯定的科学形式出现。阿尔都塞一直努力试图给出这样的陈述，却未能最终完成。第四，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催生并认证了《资本论》哲学内容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构件：“无主体”。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二元对立，促使阿尔都塞看到的是“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主体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8］，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因此，他坚决把“主体”排除在马克思哲学之外，认为“没有主体的过程这一概念得到解放，成为《资本论》中一切分析的基础”［3］。“认识论断裂”不过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一次“迂回”的把握，其直接意义在于，它是思考马克思哲学特殊差异性的范畴，是显示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革命的范畴。阿尔都塞提出“认识论断裂”，既是为了抗衡占主导地位的同质性和连续性的传统观念，反对那种“未来完成式”的观念，在青年马克思身上找到成熟马克思的影子；也是为了“干预”现实，反对“旧的断裂论”。这种理论主要表现为，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道主义”著作否定《资本论》，将其视为对前者的倒退或背叛。“认识论断裂”事实上首先起源于阿尔都塞，他尝试解决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自相矛盾”。更准确地说，其实是不解决。阿尔都塞反而借用“认识论断裂”，强烈地肯定了马克思的“自相矛盾”，同时借助总问题理论的引入，经过正反双重论证，进一步强调了《资本论》是多么的科学。而马克思的这种“自我断裂”，实质上也是整个认识史、哲学史的“自我爆炸”。爆炸前的整个认识史、哲学史，都被划入科学的前史，马克思早年的思想也不例外。四、形成解读成果：结构主义关系主体-无主体理论
既然是解读范式，就必然有解读成果，这一成果就是上文简单提到的总问题。现在我们走进阿尔都塞所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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