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者按
控制人员流动，切断传播途径，乃至“封城”，在现在中国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举。但是近代以来，人们并非“理所当然”地接受国家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本文展示了从传统到近代，卫生防疫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变化，卫生行政这一现代权力实现对国民监控的过程与特色，以及这样的身体规训又是如何被接受的。而这一进程的实现，既有西方科学、卫生和文明等话语霸权的威力，更离不开国家的相关立法和相关职能机构的逐渐增设。
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
——以卫生防疫为中心文余新忠（原载于《清史研究》年3期）在一般的印象中，与现代相比，传统时期的民众显然相对缺乏自由，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法律上，都具有较为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且日常行为方式上，古人也要较今人有更多等级规范方面的约束。在以人人平等和自由相标榜的现代社会，人们无疑摆脱了众多的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礼俗而在身体行为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然而，另一方面，福柯等人的研究业已表明，在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中，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社会日趋复杂，西方日渐进步的科学和技术理性又找到了新的控制目标——人的身体本身，即通过现代的科学和技术文明所编织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网络，以另一种更加柔性而互动的方式无孔不入地对个人的身体实施了监控。也就是说，近代以来，民众身体在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同时，又遭遇身体的“国家化”和被现代权力日益广泛而细密的监控。不过与传统单向度、强暴而压制性权力不同，现代权力往往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温和的联系、可见的压迫和欲望的激励来维持控制”。福柯等人主要从现代医学、监狱管理、学校教育、饮食管理等一些方面对此做了深刻的探究，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身体史的研究亦应运而生”。同时也影响到了西方公共卫生史的研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对身体的近代化做了探讨。有关中国的研究，虽然总体上身体史的研究才刚刚兴起，不过也已有一些学者从政治、战争、法律、社会生活以及现代医疗技术和规范等多个方面对身体如何日渐被国家权力掌控和规训做了颇为深入的探讨，让我们从多个侧面了解到了中国社会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体被“国家化”和“纪律化”的过程。医院作为一种现代权力在对国民身体全面的监控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种监控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卫生行政而得以实现的，不过现有的研究似乎均未能对近代卫生行政的引入和建立对中国近代身体的重大影响给予探讨。而现代中国有关卫生史的研究，尽管也部分涉及到了与身体相关的议题，但并未从身体监控和近代身体形成的角度做过考察”。显然，若对此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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