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感悟·新知
《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无需多言。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意义有以下两个方面：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预言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没有被任何其他著作所超越。《资本论》本身并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是对经济学的批判。它并不探讨一般的经济学所探讨的问题，而是探讨经济学的前提，主要就表现为对资本的剖析。它是资本时代的产物，并且要为资本时代敲响丧钟。但是资本时代依旧健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纷纷走向失败的情况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学问家们站了出来，他们纷纷认为马克思已经过时，他的理论是不足为信。殊不知，他们的根本错误就是把马克思当成了像他们一样的纯粹的经济学家，把他的《资本论》当成了纯粹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批判西方经济学产生于世的那个前提，并且将它分析得如此深刻。以至于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成为许多西方经济学派创始者灵感的源泉。可以说，只要资本存在一天，马克思就像一个挥之不散的幽灵，徘徊在这资本世界的上空，时刻提醒着当代人，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埋葬资本的使命。二、《资本论》开创了一种新科学。今天的许多“科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比如现代经济学从来没有预测出即将到来的危机，而仅仅是事后的聪明。如果危机能够被经济学理论预测的话，那么它也就不会再发生了。再比如我国主张了许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迟迟难以有效完成。其原因并不是中国缺少优秀的经济学家，没有深刻的经济理论。似乎在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文章中总有解决的办法，但这件事绝不是仅靠经济理性就能解决的。因为经济结构调整是激烈的社会斗争，超出了经济学的讨论范围。《资本论》既不是经济学，也不是哲学，而是未来的新科学。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它启发任何一门“科学”审视其前提，从而找到问题的关键。科学总要从事实出发。社会科学也将自己的理论标榜为从事实而来的深刻道理。可是这个“事实”从哪里来？本来就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的存在是有前提的。拿经济事实来说，它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独立平等的个体。这个条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运动中被建构出来的。近代以前的欧洲，就并不存在独立的经济事实，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独立平等的经济关系，经济事实包含在政治、伦理之中。直到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事实独立出来的近代以后，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经济学从一系列的经济事实出发，但却并不告诉人们自己研究的对象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把经济事实看成了直接的、天然的、第一性的东西。现今的各种“科学”也是如此，从“事实”出发，却从不讨论他们的“事实”的来历和建构的方式。就像所谓的“社会事实”，严格来说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观察者自己建构出来的。自己的价值观念、认知水平等等一系列的因素的作用，都会对所见到的“事实”产生影响。事实是被人做成的，这一点是理解某些社会科学为何频频出错的关键。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经济学著作的原因，就是它所做的工作是揭示经济事实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在已有经济事实的前提下展开论证。而经济学家们总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前提假设，但它们并不是生活的事实和真相，只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层面。众所周知的“理性人”假设，就是这种抽象的代表。今天的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其实都建立在欧洲近代以来发展的结果的基础之上：人与人的分离、利益的对抗等等。这样才能研究如何最有效率地分配资源，或者什么是正义的分配等等一系列的社会科学命题。在自己默认的前提下，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最合理的制度，认为它把一切所谓非理性的东西，道德、政治权力……，都清除出去了。这在他们的理论的逻辑上是自洽的，因此经济学家们拿着自洽的理论对照现实，要求现实符合理论，才会不断地“开药方”。可是资本是逻辑自洽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用逻辑来描述资本就会掩盖资本的真相。资本借价值表现出来。价值不是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是凝聚在其中的社会关系。比如说，一个人拥有五块面包，他吃了两块已经很饱了，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饥肠辘辘，急需一块面包。那么前者会无偿给他吗？在普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后者想要获得面包的方法就是要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时间交由前者支配，比如为他完成什么活计，相应的自己才会得到一块面包的支付，这一块面包就成为了后者一部分生命时间的价值。这样，拥有剩余物品的人就获得了支配他人的力量，也就是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不是政治权力，后者是它的派生。它不来自于物品本身，而是物品上承载的社会关系——价值。价值从来不是理性的，因为它规定了一部分人可以统治、支配、奴役另一部分人。而理性可以论证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但却无法说明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平等。资本绝不是什么理性的东西，它的实质就是能够增殖的社会权力。一个人拥有很多钱，那么他大可不必言语，就会不断有人聚拢在他的身旁，一心想要为他“管理财富”，而这种把他人聚集起来的力量，就是社会权力的表现。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曾拿起黑格尔法哲学的武器，同臭名昭著的“林木盗窃法”战斗。最后，他发现这个武器根本不足以获胜，因为这个法案在法律理性上是逻辑自洽的，无可指责。以理性为基础的法案却剥夺了当地人民世代享有的生存权利，这不得不让马克思进行反思，逐步了解了隐藏在自洽逻辑背后的物质利益斗争的真实面貌。物质利益关系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而它是非理性的，它的斗争被强势的一方披上理性的外衣，掩盖住了原本的真相。改革开放前，有一类人被称为“投机倒把分子”，他们靠着倒卖积累了大量财富。可这种财富在当时的社会理性下并不是社会权力，反而是法律打击、道德谴责的对象。但是改革开放后，新的理性登场，“投机倒把”摇身一变就成了“搞活经济”，许多人由此成为新的强势群体、权贵阶层。本身是非理性的某种物质利益关系，也就是某种社会权力，在成为社会的基础之后，就要谋划将自己上升为理性，基本上是通过立法将“权力”规定为“权利”，而绝不是因为权利的法律规定而拥有了权力。马克思纠正了这种颠倒，清醒地认识到“权利”不过是对“权力”的事后证实。内在地指导了怎样去立法的思维，就表现为意识形态。正是通过意识形态，“权力”穿上了“权利”的外衣，变得合乎理性。意识形态只是使现实合法化的手段，并不能改变现实。所以并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更新，亦或“解放思想”来引发社会变革，而是引发社会变革的新权力已经生长出来，意识形态的更新是为了将其合法化。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如此。一个非理性的社会权力要得到理性的表达，于是就构建出一套法律制度；而作为观念系统的法律制度需要维护和执行，仅有言说不能保护权力，于是就创建出政治制度，以政治权力保护社会权力，国家机器诞生。而国家无论怎样通过政治学的言说把自己说成是合乎理性的最正当的存在，它仍然背负着一个阴暗面：暴力。没有暴力就不称其为国家。于是国家暴露出自己全部的虚伪，它以宪法为言说，振振有词地讲着道理，实际上却以暴力为自己开路。国家就是这样一种怪物，把两个对立的极端统一在自己身上，人因此在国家中看到了自己的虚伪。所以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应当也必定会消亡。作为非理性的社会权力，资本要寻求自己的合法性，上升为理性的“权利”，就需要特定的意识形态来加以论证，需要政治权力加以保护。而《资本论》不研究权利，不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的是作为基础的社会权力。这是打开《资本论》学说的钥匙。经济学家研究资本运动的规律，就是在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规律。而马克思则不同，他认识到资本同时还是社会权力，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他不仅看到财富的增长，还看到了社会权力的增长——人与人不平等关系的扩大。可以说，对于一个财富以极高的速度在增长的国家，能够作出如下的判断：这个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以同样的比例扩大。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几十年来，在国民财富突飞猛涨的同时，社会的两极分化已愈发严重。这是资本时代下的发展所引发的必然结果。《资本论》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其全貌。它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来历、自身的运行规律，以及如何在不断的发展中产生出否定自己的因素。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并无二致。二者都在说明：事物越是发展，越是走向顶峰，就越是准备好了否定自己的全部力量，走向自己的反面。资本主义就是如此，本身就在不断地产生着社会主义的因素。而资本主义能够克服多次危机的原因就在于此，之所以尚未灭亡是因为还有力量包含这种因素。罗斯福新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砸下的4万亿投资更是如此，都代表着政府作为社会全体的代表对资本的束缚和调控。另外，现代股份制公司也宣告着私人资本越来越具有社会化的性质，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已不多见，新兴的无产阶级大量产生。未来的资本主义会如何发展需要我们理解曾经的资本主义，需要在《资本论》中寻找答案。END扫描
